德胜员工守则读后感(这样的员工该不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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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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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胜员工守则读后感,这样的员工该不该留?
对于题主提出的提问,人品不行,做事还行,这样的员工要不要留?何以来鉴定人品差还是好,标准是什么?
人品没有绝对的优劣,立场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同,而造成了为人处事的判断不一样罢了。
看来题主应该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正在为这个事发愁,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想留下员工完全就靠你一句话。
但看你的提问,你左右为难,那么我们来分析下现在职场上人品不好的几个表现。
职场人品表现不好,原因分析1、会做事,会发牢骚,经常传递负能量
这种员工虽然他很会干活,但是他会边干活边发牢骚。他在边干活边说,这工作做了有什么用呢?又不会带来经济效益,这么麻烦,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他这样边说边做,这样很容易造成与他一起共事的员工大家心情就很不愉快。大家心情不好,办事效率低,影响整个团队。
2、错误是别人的,成功是自己的
这种员工在工作中如果出现一些错误,明明是他负责的,他会赖在其他人身上,会说这不是他。
之前有个同事小李,他写的文章原稿没有错别字,经过小张修改,错别字出现好几个,被领导发现后,他就赖给小李,而小李拿出原稿看,发现根本就是他的错,却被他冤枉,搞的小李非常难堪。
但是在邀功方面他又非常的厉害,做的对都是他的功劳,搞的大家对他非常不满。
3、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这类员工在单位很多,当面会说这个同事怎么好怎么好,但是转过身之后就会跟别人说,这个人怎么不好。
还有,这种员工,它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对待领导和颜悦色普通笑面虎,对待同事脸就很难看。
4、虽然会做事,但是总是斤斤计较
单位有些员工,十分计较,该她做的事她会做,但是多一点点她就不肯做,比如打扫卫生,顺手搞一下都不肯。
所有的同事都觉得,跟他合不来,只要分配工作跟他一起干,大家都不愿意。
人品不好的表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虽然人品不好,但是因为会做事,也没有影响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还是可以留下来继续胜任他的本职工作。
对于这种人品不好的人,作为老板,应该想办法引导他们走上”正路”。1、开展一些凝聚人心的活动
如组织单位同事带上家属孩子,大家在一起,动手包包水饺,烤串,而他们在家属孩子面前对自己的缺点肯定会有所收敛,大家可以客气相敬如宾,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动手中增进同事之间的友谊。
2、适当的表扬
对那些人品不好,但是做事还可以的员工,对他们做的好的一面,老板要经常性的进行表扬,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公司的重要性,也可以让他们上光荣榜,上的次数多了,自己也会向优秀看齐。
3、优势互补
安排这些人品不好会做事的人与不擅长做事的人品好的同事在一起,互相配合做一些工作,双方可以互补。
人品和能力,你认可哪一点?品格能决定人生。它比天资更重要。能力很重要,但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
人活在世上,活的就是自己的人品。人品是底子,行为是面子,只有底子好,面子来映衬,人生才有更多的可能。
好人品的人值得信赖,好人品拥有好人格,更值得受人尊重。人品往往比才能更重要,厚德载物才能走得更远。
做事情,良心比金钱更珍贵。心地善良受人欢迎,人若不善,心若不正,就是大富大贵,也不讨喜。
俗话讲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什么样的人接触,潜移默化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你来说,你是认可他的能力还是认可他的人品。有才能的人多的是,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综上所述,人品不好的人虽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从思想上引领他们从行动上感化他们,让他们逐渐的转变自己的错误的思想,不断完善自己的人品,让自己不在令人”讨厌”。最主要的决定权还在于你,你认可他的能力,从能力角度出发还是考虑人品,以上是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如果认为我的观点正确,请评论点赞。#职话人生第四季#
2. 假如三国西蜀庞士元未失?
那三国局势可就精彩了。
庞士元就是庞统,郭奉孝就是郭嘉,周公瑾就是周瑜,三人中郭嘉年纪最大,死于207年随曹操北征乌丸回程途中,死的时候38岁;周瑜次之 ,死于210年准备出发西征益州的途中,死的时候36岁;庞统最小,死于214年随刘备包围雒城时被流矢击中,死的时候年仅36岁。
郭嘉如果不死,肯定会随曹操南下荆州,参加赤壁之战。
周瑜如果不死,肯定会继续西征益州,攻打刘璋。
对于庞统,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庞统在周瑜在世时,一直是周瑜的幕僚,不仅参与了周瑜的战略规划,而且参与了赤壁之战,周瑜如果不死,庞统根本就不会投靠刘备,也就是说周瑜如果不死,庞统根本就不是刘备的部下,而是周瑜的部下,而且很有可能在210年随周瑜西征益州刘璋。
这样说有点乱,我们回到公元208年这个时间点,如果三人都不死,那么郭嘉必然随曹操南下参加赤壁之战,而庞统辅佐周瑜也参与赤壁之战,与刘备联盟一起对抗曹操,那么三人的第一次交锋就应该是赤壁之战。
有郭嘉在,曹操是否能打赢赤壁之战呢?
郭嘉的职位是军师祭酒,也就是高级作战参谋,郭嘉最大的作用就是替曹操出谋划策,以便让曹操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曹操能否做出正确决策,以打赢赤壁之战,完全在于曹操个人能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而不在于郭嘉。
曹操在占领荆州后,准备继续顺江而下,向东讨伐刘备与孙权时,曹操的谋士贾诩曾经劝阻曹操,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听。至于其它的谋士有没有提出类似的建议,史书也没有记载,而程昱曾提醒过曹操,孙权肯定会与刘备联合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这仗不太好打,那个时候的曹操显然没有在意,就算是孙权与刘备联合起来,照样要打,而结果就众所周知了。
那么郭嘉能否阻止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呢?个人觉得不能,那个时候的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如果再拿下江东,那么统一天下指日可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个人一得意就会忘形,无论他是雄才大略,还是碌碌无为,都会犯错误,曹操这个时候恐怕除了打仗,谁的意见也不会听了,那么结果只能是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如同历史上发生的一样。
我们再回到公元210年这个时间点,周瑜不死,那么接下来他的计划就是西征益州,但如何解决刘备的问题,是周瑜面对的一大难题,不解决刘备,等于他的后方无法安稳,因为刘备才是一直想取益州的,等周瑜一走,到时候偷袭荆州的,就不是孙权,而是刘备了,而且有周瑜在,刘备也借不到荆州了,历史上就没有借荆州一说了。
周瑜怎么处理刘备呢?这个时候庞统向周瑜献:上、中、下三计。上计是以酒色腐化刘备,并软禁刘备,调用刘备的部将。中计是杀了刘备,吞并刘备的部将与地盘。下计是与刘备一起征伐益州,双方共分益州。
周瑜向孙权请示,结果是孙权否定了上计,那中计更不可能实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下策,双方继续合作,一起攻伐益州,双方约定:打下益州后,刘备得汉中、蜀郡、犍为郡、广汉郡等长江以北及成都附近郡县,而东吴得到巴郡、巴西郡及所有长江以南和成都以南的郡县,双方划定势力范围,约定共同出兵益州。
就这样,庞统、周瑜、刘备一起西征益州,两年时间拿下益州、汉中,双方各按划定的势力范围驻守地盘,期间刘备得到法正,法正建议刘备偷袭周瑜,将孙权势力赶出益州,全据益州,再图关中。
当时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刘备有荆南四郡和益州一部分,孙权有江东、荆州南郡及益州东部,那么刘备如何才能全据益州吗?丢掉荆州四郡吗?
双方地盘这样互相交错,即使不偷袭,早晚也会发生战争,法正建议刘备先下手为强,以荆南四郡兵力偷袭南郡,全据荆州,以益州兵力偷袭周瑜,全据益州,事出突然,由于刘备早有准备,孙权节节败退,一边对抗刘备,还要一边防御曹操,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求援,曹操的机会终于来了。
曹军后分两路,一路沿襄阳南下荆州,另一路沿长江逆江西进益州,三方混战,由于曹操实力更加强大,且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操先后击败孙权与刘备,但却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孙权与刘备都意识到再次结盟的重要性,双方在战争期间又结为同盟,一起击败曹操,这个时候三方反而形成了稳定的地盘,刘备占据益州及汉中,孙权占据扬州和荆州除南阳郡外的地盘,曹操仍和之前一样,从此天下三分。
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3. 中国古代王朝构成?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1、中央层面:夏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下设分管各个领域的文官。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第一个朝代,尝试了在管理层面的探索2、地方层面:施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国,诸侯国隶属于夏王朝但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政治上为从属关系,经济上为贡奉关系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夏朝处于部落联邦制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分封诸侯且诸侯国自治在客观上给了诸侯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
当日积月累,强大的诸侯国孕育自身实力,一旦夏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力不足以把控全国局面,夏王朝核心的能力不足以震慑诸侯国时,诸侯国便开始考虑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唯独等一个道义上的机会
于是,夏桀给了这次机会
商朝:不长记性的夏朝翻版,哀呼商汤
1、中央层面:商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相来辅佐商王,通过设立四大类政务官来统管全国事务
2、地方层面:类似夏朝,分封诸侯国,诸侯国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可以具备自己的军事力量
3、探讨其灭亡原因:
组织管理机构与夏朝基本一致,仅在中央政府层面更加精细化设置管理岗位
所以在诸侯国方面依然存在和夏朝一样的问题,对诸侯国疏于管理或者说难以实现真正的管控,导致诸侯国具备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可能性,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便可揭竿而起
于是,商纣给了这次机会。商汤在九泉之下要气得喷血
周朝:采用分封制与宗法制并存的管理模式
1、中央层面:周王为最高统治者,下设三公、六卿、五官等;周朝制定了两部法律:《宗法制》和《周礼》,试图通过道德和法律,对诸侯国进行思想上的管控和行为上的限制,这是相对于夏和商的进一步尝试,可惜在公元前就是个利益至上的时代了
2、地方层面:在地方上,分封制和宗法制并存。周天子以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子弟就被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诸侯的子弟就被封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其他子弟就获得士的身份。周朝统治序列为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卿大夫辅佐诸侯治理国家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在夏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尝试,组织设置相对更加完善,且尝试通过道义和法律来控制诸侯国
但是宗法制的存在直接导致诸侯国越来越多,同时意味着周王朝的管理成本越来越大,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于诸侯国已经难以实现有效的管控,周王朝存在的形式大于意义,更多的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博弈与争斗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而东周自建立之日起,便已经是各大诸侯国自己玩儿的局面了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奈何胡亥……
1、中央层面:秦朝首创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制为中央官制,管理层级意识加强,中央集权意识爆发
2、地方层面:秦朝虽然一共只有十五年,干了两届(不算子婴),但上的全是硬菜,统一全国就不说了,修长城、开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千里驰道、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郡县制!
秦朝刚成立时,在对地方的统治制度上出现了分歧,老派官员坚持继续使用分封制,但是负责司法的李斯提醒始皇:
皇上,您想想夏商周是怎么完蛋的,如果施行分封制,前三代还好,毕竟是皇帝您的子、弟,但三代之后,情谊疏远,诸侯远离统治中心,难免心怀叵测;再过三代,实力渐厚,天子也难以制约;春秋时有一千多个国家,战国时分分合合也有几十个国家,您应该不想让您的子孙也要重复您的故事吧。不如趁现在统一全国之际,把全国的统治权都牢牢控制在中央层面,让天下只有一个统治中心,从体制上直接杜绝地方诸侯国做大的可能性。
始皇一想,对呀,寡人制服六国已经耗费了大秦几十年的积累,焉能在大秦的统治下还存在出现另一个“大秦”的可能性。
于是自秦开始,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郡和县的主要官吏直接由中央任免,把对全国的控制权收回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中国历史自此朝着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来的汉朝基本搞的就是秦朝这一套。汉朝的一切,秦朝都已经铺好了路。长城也修了,驰道也通了,灵渠也开了,制度都定下了。可笑的是汉朝竟然还想开倒车,刘邦称帝后马上就分封天下,有人反对,最终搞了一个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体制。刘邦死后吕后篡权,分封吕氏外戚,吕姓王又被刘姓王干掉,刘姓王又被削藩,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引起了七国之乱,把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坑得够呛。不过这是后话,在下面汉朝的时候再聊。
3、探讨其灭亡原因: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一个跨时代的改革,它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王朝的组织管理机制告别原始阶段,开始逐渐摸索成熟的管理机制。但是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这一动,难免就牵扯到一些利益,会引发动荡
施行郡县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度加强,但是秦二世的能力极弱(若长子扶苏能够继位,也许秦朝是另一番模样了),宦官的辅佐让秦的管理方式更加粗暴,统治者忙于宫廷斗争;再加上民众经历长期战乱尚未休养生息,又逢残暴无能的中央政府,在起义或者死的选择下,各地纷纷举起起义大旗,最终推翻秦王朝的统治
汉朝:披上了秦朝的嫁衣,又被外戚、宦官和地主钻了空子

1、中央层面:基本沿袭了秦朝的中央政府结构,施行三公九卿制;需要注意的是,汉朝中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也由于皇帝能力有限,皇帝将由自己宫内亲信构成的尚书台权利强化,弱化了三公九卿权利,在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权利甚至高于三公。而尚书台大致也是后来尚书省的发展前身了
2、地方层面:
初时开了倒车,高祖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立即分封刘姓诸侯王,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样的设定给孙子汉景帝挖了个大坑。高祖死后吕后篡权,强行分封吕氏外戚为王。刘姓王不干了,辩其不义、吞其土地、夺其权利,驱逐吕姓。那皇帝又不干了,仗让你打了,名声让你拿了,土地和钱还特么归你了,这哪行。汉景帝第二年就着手准备削藩,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为抵抗削藩,联兵反叛,但最终被平定。自七国之乱后,诸侯国仅为荣誉封号,再无实际统治权力
但是平心而论,我确实觉得汉朝的地方政治是比较完善合理的,往前远胜夏商周,往后超越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
先说地方政府设置:汉代地方政府共分两级:郡和县。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纵向对比一下:唐朝玄宗时期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三百五十八个州;如今一省之大堪比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大家可以自行琢磨一下。所以单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论,私认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再谈地方政府官制: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再进一步就是三公。当时一百多个郡,太守和九卿地位平级,且汉代郡太守县令长可自行任用下属官员,具备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并不十分觉得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郡县之治反而颇为称道。纵向看唐朝: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地方官地位低、权力轻,州刺史地位远低于六部长官,州刺史唯一所盼便是升迁。但是唐朝时期县分上中下三等,州分上中下三级,由下到中,由中到上,看似升了几级,实际无甚变化。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
于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代地方最高长官为郡太守,而唐朝地方实际最高长官竟是中央派下来负责监察的观察使(实际上成为了比州更高一级的地方长官),边疆最高长官便是节度使。既是中央派下来的,那军事权、行政权甚至用人的权力便也在其之手,本意监察实为掌控,那观察使、节度使不断做大也在情理之中了。清代的巡抚也大致是这个意思了。这就值得深深意味了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对于能力较强的皇帝如高祖、文帝、景帝和武帝,能够掌控各级机构,实现对中央权力的控制,但是对于能力较弱的皇帝,尤其是汉朝出现多位娃娃皇帝(那为什么会出现几位娃娃皇帝,又是值得意味的好玩儿的事儿了),由于实际能力不足,会过于仰仗尚书台的支持和辅佐,直接导致尚书台权利膨胀,外戚和宦官伺机利用执掌尚书台的机会攫取权利,弱化皇权,导致中央管理崩盘
外戚和宦官扰乱朝政的同时,对于民间就是一种灾难。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民愤不断,地方武装兴起,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各地起义,让中央再也难以控制。地主军阀和起义力量最终加速了汉朝的灭亡
晋朝:存在感极弱的司马氏王朝

1、中央层面:皇帝为最高统治者,摒弃三公九卿的管理模式,设置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分管全国政事,在不同时期会视情况强化或弱化某一省的权力以达到平衡和控制。三省制现雏形,为隋唐三省六部制奠定了基础
2、地方层面:仍沿用郡县制,因地方权力和规模不断扩大,增置州刺史或州牧,增加州一级高于郡县级,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层级。其中州郡主要官员仍由中央任命,部分县级官员可以由州郡长官任命
3、探讨其灭亡原因:
自司马氏篡权至晋朝消亡一共一百五十五年(从司马炎篡权开始算,若要从灭吴开始算那也就140年),在大一统王朝中仅比秦、隋、元更长,秦隋是因为二世祖太差,元朝那更像是蒙古人民来中原游玩了百年,而晋朝东西两晋一共15任皇帝,加起来一百五十五年,和平时间总共也就11年(280年灭吴统一,291年就八王之乱了),316年北方就被匈奴占领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司马氏也是够差劲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多差劲
汉朝是怎么没的,西汉末期王莽篡权,王莽怎么上来的,从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一)上来的;东汉董太师、曹丞相更是从三公位置上开始称雄的。那从晋朝开始,干脆就不要三公九卿了,就只设置三个省来干活儿,最终审批权还得在皇帝手里。这样一来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成本,相对提高了管理效率,而且皇权还凌驾于三省之上,保证了皇帝的权力。
但是,司马氏各位着实是不怎么样啊,皇权是足够高了,但是能力跟不上;这时候相对简单的组织机构就体现出了劣势,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是简单了,但是地方上加了州一级以后是复杂化了,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过于局限,另一方面中央官员的减少就直接代表着地方藩镇官员的增加,有野心的地方统治者就有机会发展自身的实力并逐渐蚕食晋朝。东晋后期朋党相争不断、民众起义不停,终于由刘裕终结了晋朝
内部斗争不断的同时就给了市场上外部竞争者机会,少数民族同胞们觊觎中原多少年,到了晋惠帝终于忍不住了,五胡乱华,把晋朝赶到长江以南,南北朝局面渐渐形成。
隋朝:呜呼隋文帝辛劳一世打下的基础,哀哉让隋炀帝做了老好人一把送给了李唐

1、跟秦朝惊人的相似,隋朝一共不过三十多年,也是两届政府,一代隋文帝杨坚,二代隋炀帝杨广,干的也全是硬活。 大局面上统一中国,结束动乱;政治上施行三省六部;基础设施上开大运河;官制上首创科举制。
先说科举制,隋朝以前选官制度叫察举制,就是上面来人察一下,看到不错的就推荐。那都察谁啊?肯定是察自己家亲戚呗,要么就是有钱的呗,没关系又没钱的基本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所以,隋以前全是世家大族,袁绍家四世三公,同样显赫的还有司马氏一家,上层建筑全被大家族承包了,社会基本没有流动性。但是搞了科举制以后,大家凭本事考,虽然也会有猫腻,但是垄断就很难了。但是一旦不能垄断了,肯定也会有人不乐意啊:我辛苦大半辈子不就为了能够荫蔽子孙么,你现在说改就改,经过我同意了么!不让我儿子当官,我让你儿子当不了皇帝,或者干脆让我儿子直接当皇帝。所以隋朝后期世族门阀或勾结起义势力,或自己揭竿而起。
到了唐朝,那就是又照搬了隋朝的一切,成就了盛世。李世民还天天发朋友圈,笑话杨广,开隋朝的批判会,说杨广夺位。这就是江湖规矩,占了便宜的往往要再猛踩一脚。不过没关系,反正他们是亲戚,互黑很正常。
2、中央层面:新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六部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3、地方层面: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郡,裁汰了大量多余官员,提高行政效率。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任用权一直归吏部所有。同时,每年吏部要对地方官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在人才选拔上,初创科举制,建立了新的人才选拔机制。
单从这个层面来看,隋文帝简直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先稳定局面(统一全国),然后定规划、建制度(减轻民间压力)、优化组织结构(三省六部制)、精简管理层级(合并郡县)、建立绩效考核(吏部负责考核官员),顺带还优化了选人育人机制(科举制)。
4、探讨其灭亡原因:
旧话重提,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且文帝这场手术直接切在了门阀和世族的要害。门阀对科举制度严重不满,频与其他势力勾结,对抗皇权。每次改革都得用血铺路,若想得知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抵抗力量究竟有多强,请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等等。
隋炀帝从文帝手中接管局面时,国家已经一统,制度日趋完善,人民休养生息。杨广一看:挺好,谢谢老爹,我可以放心折腾了,于是建东都、凿运河、征高丽。虽然这些从后世看来是利在千秋,但是奈何苦在当代,隋炀帝又是个不折腾会死星人,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稍微稳固一点点的统治基础立马就毁于一旦,最终将革命果实拱手送给了李唐
唐朝:可爱可悲的盛唐。李唐以后,再无盛世

1、中央层面: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体制已经非常完备。管理核心在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主负责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负责政策的审核复奏,尚书省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吏部负责管理官吏,礼部负责祭祀、礼仪和外交,民(户)部负责管理土地、户籍和财政税收,兵部负责武官管理、军事物资管理,刑部掌管司法,工部掌管工程。此外,御史台作为国家监察部门,负责监察六部和地方。说来尚书省也算是悲剧,政策是人中书提的,对政策的审核是门下干的,尚书省参与不了最高决策的制定,只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回过头来,御史台对中央的监察只对尚书省六部监察。
唐朝的组织结构设置达到了中央集权的新高度,体制相对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中央组织机构趋于成熟
2、地方层面:沿用隋朝州县制,但是如上文所言,唐朝的州县长官并不比汉朝的郡县长官般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州县的一切官员由中央直接任用,州刺史县令长没有人事权利,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为监察地方,由御史台将全国分为十道,派遣观察使负责观察地方行政。名为观察,实际上就是常驻地方了,成为了地方最高长官,凌驾于州刺史之上。名不正、言不顺,但中央集权着实是做到位了,呵呵。若观察使观察边疆且在边防重地停下来,由中央任命其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这就是节度使了。节度使在其地域,掌管军事,负责财政,顺便作为中央官员把用人的事儿也管了,这就是“藩镇”了。
本意在于中央集权,由中央官员直接管理地方,最后却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稳固。唐室之崩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多说一句,清朝设置巡抚与此情形简直一般模样
3、探讨其灭亡原因:
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设置确实一骑独尘,远胜秦汉,部门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官员职权分明
主要问题出在地方层面。中央想集权,于是派遣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是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安史之乱因此而生,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收到重创,更加无力抵抗,唐朝灭亡后割据势力也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
在此多说两句私货,依我国土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实不宜过分的中央集权。再拿唐与汉相比,似乎唐的中央行政着实优于刘汉,但地方行政却又不如了。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各个朝代要如此设置自己的组织机构呢。
我们回顾汉朝是如何崩溃的:中央治理不力,外戚宦官篡权,在中央层面出了问题。那如此来看,唐朝在中央层面加强也就不意外了。再往后看,唐朝受制于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那到了宋朝太祖上来就杯酒释兵权,开始文人治国,其中的逻辑也就解释的清楚了。那再纵观历史各朝代,有意思的地方就更多了,我尽量在文末做总结的时候列出来个人的感悟与各位共同探讨
4、多说两句
从官制,到考试制度,再到财政制度,再到军事制度,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其实隋本有此机会……)。对唐朝也是值得更多的考究的,在此引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唐朝制度探讨时的一段话,希望各位也能感觉有点意思。
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罗马。但李唐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般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宋朝: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文化复兴的军事弱国

1、中央层面:三省逐渐消亡,中书门下设政事堂,为最高行政机关;军务收归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称两府,为宋朝最高管理机构。此外,财政大权集中在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合称三司)。中央政府的用人权原本在吏部,即在宰相下面吏部尚书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来负责用人的选拔。中书则为宰相,自宋朝始,宰相不再掌管军事、财政和用人之权。
宰相权力旁落代表着君权的提升。宋太祖在后周时不过是一个殿前都检点,就是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一夜之间突然做了皇帝,而像他这样黄袍加身做皇帝的,宋太祖已经是第四个了。五代时期,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现在不再动乱了,要开始尊王,要让所有人知道皇帝不是谁要做就能做的。于是宋初的宰相也会刻意谦逊,捧起皇帝。大小事宜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方可去办;大小官员必须经过皇帝认可方可上任;大小制度必须经过皇帝审批认同方可颁布。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汉唐中央政府中有这样一个链条存在:

在监察机构中,有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谏官自汉代便有了,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宰相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让这些小官来讲出。这样一个小小的链条,其中蕴含的政治艺术却相当丰盈。
但是到了宋朝,这些谏官脱离了中书省,不再受宰相的管辖和提拔;反而由皇帝直接提拔,故而不再谏诤皇帝而是谏诤宰相。【这里多说一句谏官的特点:谏官本来就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儿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说话,不说话才是不尽职,讲错话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位低权轻,本来就是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见识有胆量能开口的才做谏官。就算他们讲话讲错了,那最多就免职,但是免了职以后反而会声望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说,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黑他们便说白。开开嘴炮还不用负实责,一不小心被免职了对他们来说还是好事儿,那还不拼命喷宰相啊。】宰相不管做什么都有人反对,同时又要对付皇帝,那相权的旁落也就是必然了。
还有一个大前提,宋初时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设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这种种措施,明显有不合理之处,但是五代以来武力盛行、学术中衰,大家都忙着活下来,哪儿有功夫和能力去念及王朝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对以后发展的影响,所以虽然有人觉得宋初的制度和唐朝好像不一致,但是也并不知道怎么才能合理,这就埋下了隐患。宋初读书人是人又少能力又弱,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了天下,但是慢慢的读书人就多了,懂得历史、政治、学术的人就多了,尤其到了仁英神三朝,大家发现不对劲,开始琢磨如何变革。但是这时候距离开国已过数代,积势已成,急切改变反而效果不好,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积势已成,二来想必也有谏官严厉反对的因素,就算神宗很信任王荆公,竟也终究抵不过谏官们无数张嘴,终于谏官得胜而王荆公落败。此风盛行之下皇帝、政府和民众均不乐意了,皇帝支持的人竟然都无法得胜,政府这般努力竟然都无法对抗区区谏官,民众更是对这群位低但是嘴脸嚣张的人不满,于是在多方打压下谏官终于渐渐退出主要舞台。但是如此一来,权臣又有机会得势,蔡京、童贯,这都是帮助大金国南下的好人。所以说,权力的游戏、管理的艺术在政治场上真是淋漓尽致。
2、地方层面:宋代地方政府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称为路,类似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类似唐代的州府;最低一级仍为县。有几个特点:
一是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有隶属于中央的官员来兼管地方事。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本都是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比如州府,原来的长官是武臣,比如说江苏督军,实际上中央保留你的职位,但是不让你管事儿,请你来中央住,实际上再派一个文臣去管江苏的事儿,这个文臣就叫知X州事、知X府事。这些知州知府实际都是中央官,只是被派来兼管地方事。
二是宋朝的监察制度更加奇葩。我们上文讲过,唐朝派遣地方去监察的人叫观察使,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到了宋朝更奇葩了,这个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叫监司官,且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安抚使,掌管兵工民事)、漕(转运使,掌管财政)、宪(提刑按察使,掌管司法)、仓(提举常平使,掌管救恤民众)。唐代的州县,只奉承一个领导就行,到了宋代就要奉承四个领导,知州知府们的日子料想也不会太好过。这四位都是中央派来监管指挥地方的,这四位里以转运使最重要(毕竟从字面看可以扭转运势【认真脸】)。宋朝的地方财政除了本地政府支出外,是要全部上交中央,地方不留存储。那转运使就负责把地方的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其中利害,可想一斑,宋朝发展后期,转运使就逐渐涉及监察、行政、边防、治安等事务,隐隐成为最高长官。
三就是宋朝地方的财政。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政集中,而用人权则早在唐代就收回中央了,地方日渐贫弱。平常就很艰苦了,那一旦出事儿,就出大事儿了。所以金兵南下,汴京一破,势如破竹般横扫北方,直接把赵构打到了长江以南。回看唐朝,安史之乱时,两京俱失,但是依仗其州府的积累,还有办法存活。但宋朝,哎。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地方薄弱。中央的高度集权导致地方失去了军事权、财政权、用人权,又没钱又没权力赚钱,平常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一旦出了事儿,那可就是大事儿了。金国南下破汴京以后完全是势如破竹,没有任何阻拦最终被长江拦住。依黄河而立的宋朝马上变成了依长江而立的宋朝。
严格的重文轻武。
宋朝统治者既担心养出藩镇势力,又担心武将做了宋太祖第二,所以想尽各种办法限制武官,同时五代时期国家饱受军人之祸,于是自打宋代开国起就强调尚文轻武,宋朝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尊重文臣士大夫,连谏官都能那般容忍,话说到这儿,也正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宋朝竟然能够实现文化的复兴、思想的发展、甚至连文学艺术和科技创新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也算是一种成就罢。唐代武力昌盛,宋代便如此矫枉过正,历史的有意思之处着实众多。
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大概是狄青了,但是回顾狄青的官路:行伍出身,立功不断,最终出任枢密使四年,最终竟抑郁而终。功如狄青,在宋朝时期也是备受猜忌,抑郁而终,这便是宋朝大多数武将的缩影了。地方负责军事的督军,中央不让你在地方呆,在汴京给你弄套房子,行了你在这儿住着吧,工资照样给你发,补贴一分都不少你的,但是你别想着去地方管军队了,老实在皇帝眼皮底下歇着吧。这样一来督军没法督了,那总得有人去督啊,没关系,中央派人去,这就是安抚使了呗。宋朝为何这么多官,可见一斑了吧;还有禁军中负责戍边的武将,这没办法人家毕竟要负责保卫边疆,你这不能把人限制在京城了吧。没关系还有办法,武将动不了,我把你手下的兵动一动,宋朝的兵制中,负责戍边的军队,绝无可能在同一地方久呆,今年你在河北,明年就把你调回中央,后年把你放去山西。于是乎,宋朝虽然不是年年打仗,但是单从军费支出上看就是年年打仗的消耗,而且如此下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军队战斗力怎么提升;再说到具体打仗的时候。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将帅有统兵之权。前方有什么重大军事想法那是要申报枢密院审批的,而且历任枢密使除了狄青以外基本都是文官,所以宋朝这军制生动地给我们阐释了什么叫贻误战机。
军事方面。本来只想探讨组织机构的,但是说到宋朝的灭亡原因的时候,难免要说到军事了
首先得提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整个宋朝就毁在他一个人手中。自他以后,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中原步兵们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走向彻底灭亡。赵姓同胞们请记住他的名字:石敬瑭,若不是他也许各位仍是王公贵族也说不定。石敬瑭此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特别大方地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宋朝整体的都城选择、国防政策和国防资源都因为此举发生了变化。
都城选择:太祖定都开封,开封这个地儿,远不如长安,也不如洛阳。各位可看一下中国地形图,开封是一片平地,过了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原,骑兵过了太行山,两三天就能到开封城门口。宋朝之初算是没有国防的,那为什么建都开封,而不选择不远的洛阳或者更安全的长安呢?因为穷。宋朝建国之初,缺钱缺粮,急需从南方运粮过来,感谢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从扬州一路运到开封,但是开封到洛阳段的汴渠早已毁坏,宋又缺乏人钱粮物去修葺;又因为此时的长安早已一片荒凉,于是为省却粮运,故而迁就定都开封。当时宋太祖也提过说日后若有实力,国都还是要西迁的,但是没想到竟再无机会。
国防政策:宋朝的整体国防政策是偏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募兵主要用于防御。想开封以北是什么:长城、太行山,想主动出击对宋朝人民要求太高,被动防御已然不易了。说一可笑可叹的故事:檀渊之盟后,宋朝无法主动布置国防,只能奖励农民多种水田、多开水渠、在田地旁多种榆树杨树,只盼日后打仗了还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国防资源:这也是宋代的一个遗憾。北方作战定要骑兵,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东北和西北,往往高寒之地能出好马。但这两地,正好一个被辽国拿去,一个被西夏占有,与骑兵相关的精良铁矿也在东北塞外。缺少资源也是宋朝国防的天然缺憾。
总而言之,私以为,宋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顶层设计。试图中央集权却害了地方,试图限制相权却养了谏官误了朝政而且最终竟还是有了蔡京童贯之流,试图尚文轻武却将武放得太轻,试图遏制武力最终却亡于武力贫弱。
但这也是历史的可爱与可恨之处,站在当下的角度,我们可以肆意批判,肆意点拨,肆意总结,但是回到千百年前,回到夏商周,回到秦汉,回到隋唐,回到两宋,能有魄力去改变、去探索、去适应,已然不易。在此,一面哀叹各朝亡朝的不幸,另一面只能以史为镜,细细琢磨老祖宗们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教训和经验。
元朝:蒙古同胞在中原的百年游

1、中央层面:沿袭过往设置,但是有所简化,中央组织机构设置相对简单
2、地方层面:首创行中书省(即行省)制度,行省即行动的中书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蒙古同胞征服中国后,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集中在中央。所以地方政事,中央也要严格把控。如此一来,地方绝无大权,权力只在中央。所以说元代是由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蒙古同胞的政府地,就像早期英国与澳洲的关系一样。当然,这种行省制度也就方便进行军事上的控制,各地的军权也牢牢被控制在中央手中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元朝管理者缺乏管理意愿,贪图享乐,尤其是元朝后期,整个元王朝从上到下都透露着一股腐败的气味儿。蒙古族同胞最初打下中原是妄图将中原作为蒙古族的放马场,这些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从不认为在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在灭掉南宋以后还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杀掉,把土地用来放牧。最终未尝试将汉族人民驱逐出去的原因仅在于希望汉族人民接受统治、进行农耕商贸、按时提交税赋,以实现元朝统治者们坐享其成的目的。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可以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甚至什么也不干也得交“撒花钱”。从意愿层面来说,元朝统治者无心管理,不图国强民富,旨在统治和享乐,其出发点就值得哂笑了
组织设计有漏洞。地方加设行省一级,且设置行省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地方的行政、军事、司法权力。虽然是地方层面的组织机构,但是其官员和管理权限依然在中央层面,蒙古同胞对地方的统治主要是走心,想一出是一出,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唯一所求就是能够实现元朝核心的中央政府(或者说是皇帝)对地方的强管控。从组织管理与组织设计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是有极大隐患和不足的。纵向来看,私以为晋朝和元朝的组织管理机制最欠考量
管理手段简单粗暴。蒙古族同胞们在战争过程中一大特点是骑兵厉害,另一大特点是屠城。从东亚打到西亚再到欧洲,一直都是这一套,不投降必屠城,投降了也屠城。金全盛时(1207年)有户768万,蒙古灭金时(1234)剩下87万户,下降89%;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1267万,蒙古灭宋时剩下937万户,下降26%。粗暴程度令人咋舌。元朝灭宋以后,虽不用再打仗,其管理手段依然粗暴、原始、人性,统治者把人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最高级的蒙古人杀掉一个南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一头驴子,如果南人没有什么背景,连一头驴子都不需要。当时的蒙古同胞们对汉族人民缺乏重视和尊重,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过了60多年后,汉族同胞们在各地起义不断,最终由诛元璋同志推翻了元朝统治。
明朝:朕为你们打下的江山就这么亡了?!——朱重八

1、中央层面:丞相被撤,相权彻底湮灭,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直管明朝全面事务。
宋元时仍有皇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方面帮助皇帝统管大小事宜,另一方面又能制约皇帝的一些不靠谱的想法,但是造反专家朱老爷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放权和信任下属的领导,所有事儿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放心,骂我我就打你,对我有意见就干掉你,想抢我的东西我连你全家都收拾了。
太祖自造反头子摇身一变为皇帝后,逐渐感受到造反和当皇帝的不一样了,造反的时候是没有后路的,大家脑袋悬在裤腰带上全都是为了日后可能的权利,而这权利得靠眼前的造反头子,所以造反的时候大家都听老大的;但是造反成功以后当上皇帝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没有什么负担了,太平盛世哪儿还有什么掉头的机会啊(当然,朱老爷子让手下们明白了老大永远是老大),就剩下争权夺利了,老大要是给我地位那是应该的,老大要是不给我地位那就不合适了,朱老爷子这时候发现反而自己当上皇帝以后,不是所有事儿都能自己一拍桌子都能定了,不是所有事儿自己说什么手下都能去干了,而且丞相还总是带头来反对他,文武百官竟然还支持他。奶奶的,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当上皇帝爽一把么,不让我爽的都得死。
看看明朝开国二十年里,太祖先后以不同的原因干掉了左丞相杨宪、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后来也没有放过开国元勋李善长,连右丞相徐达将军也被赐了蒸鹅一只。所以私以为,太祖是先有了撤丞相这个意思,然后才有了干掉丞相们的举措,无非是为了彻底解决相权掣肘的问题。明朝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因造反被干掉,被干掉六年以后又被加上了通倭的帽子,明太祖处理了胡惟庸以后,决定自他开始明朝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没有了宰相,没有了中书省和尚书省,六部最高的长官六部尚书就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二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都察院是原御史台化身而来,继续行监管督查职责。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七卿。七卿之外,还有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总称明朝的九卿。通政司只负责管理管理奏章、公文出纳;大理院负责平反,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的都可以去大理院平反。故刑部、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可以简称为三司),都是司法机关,如果朝廷有特别重大的司法案件,就由三司共同会审(琅琊榜中的刑部、悬镜司和大理寺也是如此这般了)。
在武官方面,废掉丞相以后,将原来的大提督府(类似前朝枢密院)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提督府,各提督府均为平级,分管不同地域。五军提督府作为军事机关,与兵部分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战时全国五大提督府只管带兵打仗,平日征兵调遣工作由兵部负责。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都回归皇帝手中,帝王的权衡之术在此时演绎到了极致。但是皇帝一人毕竟无法完全管尽所有事,那么皇帝的秘书处就显得重要了。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们就是内阁大学士。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作为参考。成祖时,仍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有活儿都自己干了,毕竟批一天的奏章已经比从北京打到南京要轻松多了。但是自明成祖起,再下去的儿孙,从小就生在深宫,不像太祖那般当过和尚杀过人,也不像成祖那般清过君侧打过仗,精力上自然是逐代萎缩,自然是不能像两位老祖宗那般万事亲力亲为。所以后来皇帝们对内阁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内阁的权力便慢慢重起来,内阁首辅也渐渐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
内阁大学士就是个五品官,所以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任,这样就是二品大员了。而且明朝的内阁大学士们通常都是太子的经筵讲官出身的,都做过皇室的老师。这样一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人来兼任,地位自然就尊严了,自然也比普通尚书要尊贵一些。
此外,明朝中央集权制度下还有一个特色的产物:厂卫。
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厂卫均为明朝内廷侦察机构。此为侦察,与都察院的监察职责可是大不一样。都察院负责对各部门各任职人员进行明面上的监察,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完成今年业绩指标、在完成业绩指标的时候是不是偷偷摸摸用了非常规手段、完成业绩指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太过于欺负下属和百姓、在完成业绩考核的时候是不是顺道给自己留了一点富裕等等;厂卫不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你暗地里做的事儿,下班以后是不是辱骂领导了,是不是勾结同僚了,你今天收了谁的贿赂明天又贿赂了谁,以及一些刑事大案,他们可以绕过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直接对感兴趣的人进行侦查、控诉、提审、审判、执行。
这里也简单谈一谈厂卫的差异:
其一,锦衣卫是军队,同时负责了宫内的保卫工作,东厂、西厂、内行厂则不是军队性质的组织,而是纯粹的特务组织;
其二,锦衣卫的长官一般都由外戚或功臣担任,而东厂、西厂则由太监统领;
其三,厂卫并不是同级的,锦衣卫侦查一切官民,东厂负责侦查官民和锦衣卫,西厂监督东厂,内行厂监督东厂和西厂。
在明朝时,权衡之术确实到了巅峰,而这一切权力最终都控制在皇帝手中。那问题来了,厂卫是为什么出现的呢?丞相制度的废除导致皇帝政务压力巨大,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皇帝解决一些事情,而且忠诚度比较高;明朝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僵持,疏远和不信任是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特点,那皇帝不信任大臣,自己一人又无法对整个官僚队伍进行有效的控制,职能利用身边的心腹来实现对官员的控制;宦官因为其身份特色,与皇帝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对皇帝的心思又更深的揣摩和迎合,接近权力中心的这群人在明朝时也终于获得了一些权力。
总之,因皇帝的专权意识和控制意识,厂卫在明朝成为有特色的组织机构,发挥其重要的负面影响,严重帮助了明朝坚持走固步自封、保守传统的路线。
明朝的组织结构,最突出的是皇权专制,凡是阻碍皇权的都要被毁灭,包括丞相和一些内阁首辅;凡是得到皇权宠幸的都加速发展,包括厂卫和一些内阁次辅。保守、维护传统、维护皇帝的权力贯穿始终,控制、维稳、权衡是明朝演绎的核心词汇。
2、地方层面:
明朝地方设置与元朝类似,但是由于丞相被撤,中书省不复存在,行中书省就没法再叫下去了,所以把行省掌管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
在明朝,地方行政中最低一级为县,县上面是府州,这是第二级;府州上面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这是第三级。但是府州多而布政使司少,所以在府州和布政使司之间加了一级,叫做分司,地方组织共设四级。
明朝地方组织与职位设置有两大特点,也是导致明代地方政治一大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一,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明末大儒王船山所著《黄书》里曾有统计: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有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县上面是府,府上面是分司,分司上面才是司,而亲民的官是县官,县官数量少、职位低,服侍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儿有功夫去亲民。谓之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回顾宋朝,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到了明朝,依然如此,便有些喟然了。
其二,中央仍要插手来管辖地方政治。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已然是省一级的最高长官,但是在地方上,他们头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边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皆为中央政府派来监管地方的官,但是在明清时这种临时官制逐渐变为固定官制,而且这个总督巡抚与唐朝时的节度使还有不同,节度使虽然也是中央派遣下来但再也没有收回去的官,但是节度使初衷是为了稳固边防,是针对外国军事的,算是事出有因;但是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那其权利边界便无法界定了。地方官无法管地方事,地方政治焉能善也
3、探讨其灭亡原因:
整体格局的局限导致了明朝自上而下更关注于安内,内部的斗争是整个大明王朝的主旋律,对于外部的关注往往是被动的,于是才有于谦捍卫北京城、戚继光抗倭、袁崇焕驻军关外,但最终明朝还是灭于内忧外患。
自太祖成祖彻底解决掉蒙古同胞的威胁、郑和下过西洋以后,朱姓皇帝们对于外部环境便似乎失去了关注,只关注于安内,整体战略意识和对外部环境的掌控都比较差,土木堡轻视蒙古同胞、海上被动招来倭寇、东北任由满族同胞发展等等,似乎并没有迫切的要发展自身整体实力的意愿,只求继承太祖的衣钵稳固王朝内部的统治即可。
如此做来,虽然内部各种监察各种管控组织结构设置的飞起,东厂啊锦衣卫啊六科给事中啊都察院啊等等,似乎已经将全国上下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是国外有国,管控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呐,自身整体实力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而且内部的管控手段似乎也并没有十分好的效果,当某一制度施行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人能够发现制度的漏洞,钻了制度的空子,你方唱罢我方唱,最后内部也没有管控好,外部也没有震慑住,内有闯王外有满清,终于还是将太祖打下的江山让与他人。而且明朝这些皇帝们啊,太祖和成祖是你骂我我就打你,但是其他皇帝是你打我我就骂你,真不知皇子皇孙们如何在地下面对太祖。
中央集权过于严重,靠近权利中心的各组织各管理人员均伺机从皇权中攫取一些权利给予自己,从而内阁、宦官、厂卫等组织机构有机会发挥了远超过本身被赋予的职责,进而影响帝国的正常运营。
裁撤丞相,设置厂卫,权衡内阁与宦官,设置总督与巡抚管控地方,一切手段均为了中央集权,所有大权在名义上均最终回到皇帝手中。那么当皇帝不足以掌控手中权力时,最亲近皇帝的群体便具备了沾染权力的可能性,张居正、严嵩父子、魏忠贤、东林党等等,或内阁或宦官在明朝中后期均不同程度的倚仗着权力中心发挥了极大的能量,对于明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切事务均归皇帝,虽然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和集中,但是毕竟皇帝的精力和能力有限。
纵观明朝16位皇帝,唯有太祖与成祖堪称劳模,崇祯皇帝也算是半个劳模(但是朱由检同学也就勤勉这一点尚能值得称道,其他方面跟老祖宗诛元璋和朱棣的水平差的真不是一两个档次),这几位起早贪黑,按时上下班甚至经常性的加班都没问题,但是这几位能这么干是有原因的:
太祖那是放过牛当过和尚的,后来更是造反了十几年,相继干掉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脱脱,后来又当了30年皇帝彻底过了瘾之后才西去,对他而言当皇帝不就看个奏章杀个把人,那比造反轻松多了;
成祖更是装过疯卖过傻,躲了削藩清了君侧,从北京杀到了南京,期间数次陷入险境,要不是朱允炆的照顾早就西去了,后来又迁都北京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干了20年皇帝,于他而言,当上皇帝干上活那是自己拼了命换来的,必须得努力珍惜,从早到晚干活又算得了什么;
而崇祯同志,那其实完全是被迫的,他从小就没被当作继承人对待,治国之道、识人用人之法从未接触,一下就从外地进了紫禁城当上了皇帝,能力不行勤奋来凑呗那就,可惜崇祯毕竟不是太祖成祖那般英雄人物,局面最终也没能挽回。
但是明朝其他皇帝们,从小在深宫院墙内长大,紫禁城都没出过几次,朱祁镇同学倒是走得挺远,一走就走到了蒙古瓦剌部。让这些皇帝们一个人把全国的大事儿全担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儿,于他们而言按时上下班已经是困难了,嘉靖和万历更是几十年不上朝。于是皇帝总得找一些人来帮他处理政务,那最接近皇帝的其实就两拨人:内阁和宦官,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宦官是与皇帝接触最密切的人。
先说内阁,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们自然只如秘书。后来皇帝们年轻不懂事,事事都要咨询大学士们的意见。而且有些年轻皇帝们呢,自己不懂事,对于内阁大学士们也有莫名的敬畏,怕和大学士们见面,内外一应奏本,先由大学士看过,写上他们的意见,附在奏本上,这叫“票拟(票就是小条子的意思)”,再由皇帝审阅决定,皇帝收到以后,把小条子撕掉,亲自用红笔批下,这叫“批红”或者“朱批”,批好拿出去就是皇帝的谕旨了。所有诏令,最后一步都是皇帝这红笔一批,所以才说明朝近乎皇帝独裁了。但是除了太祖成祖外,其他皇帝较为依赖内阁,所以内阁的票拟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批的结果,所以内阁的重要性也逐渐提升起来。但是,内阁毕竟无法直接做最后的决定权,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内阁便不如下面要说的太监了。
明朝的太监,仰仗于明朝的政治制度,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上面提过,内阁票拟以后提交给皇帝朱批,但是内阁不能随时直接进宫啊,皇帝和内阁的接触得靠太监,于是便多出了这样一个让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别说你是内阁大学士,就算你是内阁首辅,也得靠公公们帮你传递票拟啊,公公一个不乐意,把你的小票撕票了或者改成自己意见了,你上哪儿说理去;而且朱批的笔总得有人保管吧,这就跟现在企业的章得由财务保管保管,当时朱批的笔就由司礼监保管,有时候皇帝嫌麻烦或者心情不好,直接让司礼监批了,那也是大大存在的事。那太监要是再犯了懒,直接把你的奏本给扔了当做没看见,或者故意就不批你的奏本,也都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种程度的黑暗腐败,也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治制度最坏的时候,司礼监就是真丞相,甚至是真皇帝。
若是内阁和司礼监勾搭起来,那更是了不得,如张居正先生这般能把司礼监和太后一起勾搭起来的,往前往后三百年,也仅此一个。但是张老先生也并未得到善终,他死后,家立马就被抄了。这体现的是明朝政治的另外一个特点:我见不得你比我好。内阁次辅见不得首辅好,司礼监秉笔太监见不得掌印太监好,尚书们见不得内阁大学士好,左右仆射见不得尚书好,六科给事中见不得六部好……内部斗争自太祖其便纷繁不断,从洪武年间的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争斗,一直到明末九千岁和东林党的斗争,明朝内阁首辅的更迭史更是精彩无比。但这内部的消耗,对于大明王朝和百姓们而言,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总的来说,自太祖撤销丞相皇帝独裁后,大明王朝独有的政治制度存在了两百余年,期间既有刘瑾、严嵩父子、魏忠贤这样的弄臣,也有张居正、于谦、戚继光这样让后人铭记的名臣,但他们无一逃脱不了得宠则上天堂、失宠则下地狱这样的原则。在独裁的大明王朝里,我们必须感谢,感谢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人才,让大明二百余年未曾大衰;但是同时也要惋惜,在大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了新的近代史阶段。
兵制出了问题。
满清入关时,八旗子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十万人,加上调动的蒙古军队,一共不到二十万;闯王进京时军队号称百万,实际也得有个大几十万;而明朝军事到了后期,全国的军事力量保守而言也有百万,那最后为何是满人得了天下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均有驻兵,论总数的话自然是高高在上。但是自成祖彻底解决蒙古之患以后,国势隆盛,四境基本太平,兵卒大多数终其一生不能参与打仗,精神上有了懈怠也是正常,假使要动员打仗,按照明朝制度是要全国分调的,云南调五百,四川调一千,然后风风火火感到京城,全国各地的兵卒凑出几十万来那肯定没问题,但是这几十万人从全国各地到了京城以后早已精神疲惫,加上各地的风俗面貌甚至语言都并不相通,沟通上是第一难;人到了,得发装备吧,打开武器库,里面所藏的兵器和装备,已经不知是多少年前存贮的了,刀也锈了,线也烂了,把这些破烂装备发给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身合适的衣服,在军营里也不是件容易事。临出发前得祭旗吧,总得杀头牛吧,但是一刀下去,刚刚破了皮,牛还好好儿的呢,连祭旗的刀都这样,武器得啥样就不赘述了。装备是第二难;打仗得要粮食得要钱吧,打开国库,没有,问户部要呗,也没有。那钱呢?!不知道。这就好玩儿了,没有钱支撑是第三难。这三难下来,纵有百万兵力,也躲不过满清十万精兵的侵犯。当然,也要受当时瘟疫、天灾等影响,但是此处毕竟只谈人祸。
题外话:
于是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八旗子弟在关外茹毛饮血长大,只熟悉打猎,对于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基本不懂,但是明朝文化、经济、政治制度肯定是要比松花江上的满清进步许多的,但是文化先进看似发达的民族反而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干掉了,为什么呢?
这事儿说起来就有意思的多了,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西晋和北宋的灭亡,还有明朝皆是如此,再看世界史也同样这般,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干掉,蒙古同胞横扫亚欧大陆。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在此先留个坑,日后尽快补上,各位也可在评论区探讨一番。
清朝:走上封建专治的巅峰,走出天朝上国的美梦

1、大前提:
要想了解清朝,必须先理解一个大前提:清朝毕竟还是满清,那是满族人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也只是作为满族人的代表和首领而已。虽说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的皇帝,但是他们也是满族人的首领,他们之所以能够带兵打进关内占领紫禁城,是因为八旗的支撑、满族的支撑,那当上皇帝以后肯定是要先满足八旗的需求、满足族人的需求,官要先让满族人做,钱要先让满族人拿,地要先让满族人分;同时呢,表面上要做好文章,要吸取元朝蒙古族兄弟们迅速灭亡的教训,要显示出对于汉人的尊重和重视,吸取元朝的教训,起码要象征性地对老百姓表示关怀,但是也要保证汉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来影响满族人的统治。
这个大前提掌握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组织机构设置、各种举措便可以理解了。
2、中央层面:
核心组织机构为内阁、军机处(雍正年间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皇太极设立,乾隆撤销)。与明朝同样,设内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中枢;雍正当朝年间因西北战事设军机处,起初主要负责军务,后来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行政中心,地位高于内阁,但军机处的高级官员——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为兼职,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兼任;议政王大臣会议为类似军机处的存在,皇太极时期为了弱化贝勒权力,强化身边大臣的权力,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重要事务,雍正时渐渐由军机处代替其职责,乾隆时期彻底裁撤。
满清同胞们在分析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话语权还得在自己手里更靠谱。所以清朝时期,事无巨细,一切都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不管什么内阁、军机处还是早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存在的,而军机处更像是皇帝又设立的一个南书房。在清朝,是这么玩儿的:小事儿呢,是由内阁提出建议报给皇帝,皇帝审批以后经内阁传给六部,然后就可以实施了;大事儿呢,皇帝自己琢磨好了,顶多参考一下军机处的意见,确定下来方案以后就由军机处直接发令给责任人,内阁啊六部啊根本都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比如说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军事方面的问题,送给两广总督的,连兵部尚书也不能看,这是清朝特有的秘密政治,其独裁程度在历史上也算是头一位了。
其他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基本沿用明朝设置,设五寺、六部、两监、三院、三府。分别为:
五寺: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光禄寺
六部: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
两监:国子监、钦天监
三院: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
三府:内务府、宗人府、詹事府
虽然组织结构看似一致,但是内里仍然有清朝自身独特的地方。
一是六部尚书的权力已经大幅缩减。六部尚书已经无法影响地方最高的总督和巡抚,因为如果有事儿的话皇帝就直接通知地方总督、巡抚了,所以六部尚书的影响力也就大幅减小了。六部如此,其他寺府便也是如此了。
二是六部尚书侍郎都要向皇帝单独汇报。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而且清朝时期,满汉是要分开的,有一个汉族尚书,就得有一个满族尚书;有两个汉族侍郎,就得有两个满族侍郎。于是一部之内就有六个长官,而且六个长官都可以向皇帝单独汇报,尚书不知道侍郎和皇帝汇报了什么,而且汉族尚书也不知道满足尚书和皇帝沟通了什么,这样的六部还能做些什么呢?!
三是用人的权力完全放在皇帝手中。吏部原是负责提拔官员的,当然,比较重要的官员在前朝是经过廷推由皇帝确定的,到了清朝就不这样了,不用廷推了,皇帝一个人就能定了;而且不管多小的官,经过吏部选拔出来以后都要见过皇帝以后才能上任,皇帝看你不顺眼你的话,对不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什么?吏部已经给你任命了?那正好,你和吏部选你的人一块儿回家吧。
三、地方层面:
基本沿袭明朝设置,全国在十八省的基础上后来拓展到二十三省,省下设道,再设府,再设县,一共四级。与明朝类似,同样设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和监察。但是在布政使上面又有常设的总督与巡抚,布政使便实际上成为了其下属,也便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了。地方的官级是这样的: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再到布政使,再到上面的巡抚、总督,就是五级。到了后期清朝真正打仗的时候,中央还会另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临时官员来做主。总之,清朝同样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这总督、巡抚与唐朝的观察使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的地方。两者均是出自于军事的考虑,但是观察使本来旨在镇守边疆,也并非常设职位,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接管了地方州县的政务;而清朝的总督巡抚,则是常设的职位。同时唐朝的观察使权力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对于地方政务、军事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是清朝的总督巡抚们,则完全是皇帝的代言人,一切措施均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但也只是作为传达命令的角色,将皇帝的旨意施行到地方而已。这地方政治说到底也变成了皇帝的私事。
四、探讨其灭亡原因:
中央层面,设置了军机处和内阁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来缓解皇帝压力,但是最终内阁和军机处也仅是传递皇帝命令的所在,终清朝一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出现像严嵩、魏忠贤那样的角色,皇帝的独裁和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清朝又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像上文提及的,本来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六部也无法发挥其应该发挥的职能。
地方层面,一如既往的,中央集权就同时代表着地方执政的衰弱,而且是中央刻意地攫取了地方执政的权力。
按照清朝这样的组织设置,总部的部门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也无法对地方的行政单位进行管控,所有总部的人员全成为了皇帝一人的秘书,偌大的清朝,就像是所有人为皇帝服务一般,这样的空壳子当然会有问题;地方一样如此,一切措施、一切行为皆是皇帝个人的主意和旨意,这样下来,权利全部归于皇帝,但是责任还是由各级官员们来担,因为皇上是不会出错的,那自然日久下来管理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凡事既有起因,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为何清朝的组织结构会设置如此,而这深度的原因也正是清朝崩溃的内部原因。
私以为满清同胞们是因为怕。满族祖宗们从朱姓皇帝手中夺取了天下,虽然一直追杀到广州终于将南明余孽彻底清除,但是回顾中华上下五千年,汉族统治这片土地有数千年之久,中间唯有蒙古的同胞们伺机抢夺了统治权,但也仅仅享受了几十年之后就被诛元璋同志赶出了中原,这还不算完,还被赶出了漠北,连家都不能回,不得不去欧洲大陆发展。我要是满族同胞,我是不想要元朝的下场的。但是汉族太强大了,人口众多而且聪明人太多了,满清对于统治下的汉族人民,想必是带有一些又恨又怕的态度的。各位想啊,人家满族同志们大老远从长白山旁边儿的松花江畔过来,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披着兽皮扛着冻,甭管什么天气都得出去打猎,有一些生活必需品还得用辛苦打猎的成果去换,而且指定得被明朝商人们坑;现在好不容易进了关,紫禁城住着,满汉全席吃的,锦帽貂裘穿着,无聊了就去遛鸟听曲儿逛窑子,这日子多潇洒,但是这日子要长久,就必须得防着汉人,怎么防呢?
怎么防就有讲究呢,毕竟作为统治者,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得不露痕迹地防着他们,既有效地限制他们又不能被他们看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做官吧!这样看来清朝同志们还是很有管理艺术的,聪明人太多,怎么能把他们揪出来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潜在隐患,那就直接把他们放在自己身边吧。
通过科举把优秀的读书人选出来做官,在清朝文臣之极也就是六部尚书了,但就算你到六部尚书了,你往下看看,自己有四个副手,两汉两满,满人肯定是不搭理你了,两个汉人侍郎呢还是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你还管不着;往旁边看看,还有一个满人尚书,而且皇帝明显更喜欢人家同族的人;再往上看看,皇上有事儿找你得马上去,你想找皇上,对不起,打个报告吧先。太憋屈了。
那不干尚书了,去地方当个头儿去。没问题啊,给你个江苏省布政使做吧,一省大员,总算能扬眉吐气了吧!但是真到了工作岗位你就发现了,你还是个打工的,头上有总督和巡抚压着你,想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有好处他们收着,有责任你得自个儿担着;上头是管不了了,那管管下面吧,可是手下的这些道员、知府、知县,自己连任命的权利都没有,得吏部提名让皇帝决断,面对这些下属都不能硬气地说一句:不听我的就让你回家种地!这官当的太憋屈了吧,想骂人了吧,想写篇千古流传的文字来吐槽一下吧,千万控制住。在清朝,话是不能随便说的,牢骚是不能随便发的,文字不是随便写的,你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而且还得小心措辞,说不定因为你说了什么话就让你下狱呢,清代文字狱的恐怖程度绝对是历史巅峰级别的。
这些都属于镇压的,那还有怀柔呢?没错,这点上爱新觉罗氏还是有觉悟的,以上说的种种压迫其实都是对于读书人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而对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表面上还是会讨好的。康熙年间取消了丁口税:之前种地不仅要收田租,还要按你家里的人头数收取丁口税,康熙五十年统计全国人口后,从这年起开始永不加丁赋,就是你们家从这年起就算多生几个娃都没有人口税了,但是这年以前已经存在的人还是要交税的;看似一项仁政,毕竟子孙后代都不用再交人口税,也算是减轻了一项负担。但是实际上自明朝起丁口税已经计入到田租里面,而清朝沿袭了明朝的税赋制度,田租中早已含了丁口税,所以丁口税的取消实际上只是取消了一项根本不应该收的税而已。
可是这种欺骗面子上做得再好也毕竟经不起考量,日子一长,毕竟是要被识破和拆穿的的。到了乾隆年间,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奴性已经滋养,他们的反抗意识越来越薄弱,随着满族官员越来越跋扈和腐败,汉族的知识分子们也愈发消沉,同流合污;但是群众们对于所受的痛苦越发难耐了,民变四起,最有名的算是川楚教匪,还有19世纪的太平天国一旦揭竿而起便迅速占领南京,可惜洪秀全们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没有什么成就呢就先惦记着封王称帝了,内部的崩坏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崩塌。所以就算19世纪外部竞争者没有前来中国这片沃土,满清统治也未必能坚持多久。
因为清朝统治者满族人的身份,所以万事均要先应付了满族人的需求,那必然就有不公平之处,其实也就是狭隘之处。对于满族人要尽量满足,那对于汉族人就只能胡萝卜加棒子了,你听话就给你胡萝卜吃,不听话就揍你,双管齐下必然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是拿假冒伪劣的胡萝卜给人吃,却拿钢化的狼牙棒打人,这就不地道了。这便是清朝从内部崩析的原因了。
以上谈的是清朝内部的原因,下面咱们来说说外部原因。
谈到外部原因,其实很清晰,大家心里对此都有个数,自秦汉以来到明清为止,封建集权统治是愈发厉害,至清朝到了顶点,封建的一大特点便是强调保守和秩序、强调向下施压、强调内部管控,统治者们的统治重心从对外开疆拓土转变成对内守业和维持,这样的转变和封建体制让整个帝国管理层的眼光和境界都局限了起来,安于亚洲东部的土地上。
而与此同时,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到自身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曾经被天朝看不上的岛国扶桑,也已实现了自身的蜕化,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扩张的新时期。
但是此时的明清,对于外部这些竞争者们的发展毫无感知,依然沉迷于天朝上国万万岁的美梦之中,终于被英格兰人用大炮轰开了久闭的国门,清朝早晚要亡,外部竞争者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不去发展自身实力、不发展业务,再精密的制度也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是孙先生革命的成果,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不是康梁所想的变法所能解决的了,必须得实现自身彻底的革命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但是执政党自身实力太弱,未能有效把握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疾——底层农民和城市无业者的需求;叠加市场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走向失败
4. 老子思想对现代人来说玄而又虚?
《道德经》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合于天道的人生观,而且提出了这种人生观指导下的一系列品行原则,奠定了老子价值观的基础。
这些原则没有时代和种群的限制,对现代人仍然具有重大学习借鉴意义。
1.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自然和无为是《道德经》中最受强调的两个原则理念。从“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等表述来看,自然和无为首先是道的特性,然后才是人应当效法道的基本原则,从天道到人道有传承关系。自然、无为原则贯穿于《道德经》的通篇始末。论及自然的例如: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第二十九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等等。论及无为的例如: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第四十三章“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二十九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等等。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本性使然,因为老子时代还没有自然界的概念。老子所说的无为也不是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不违背自然本性强行作为、不任意妄为而滋生事端;深层的含义是通过循顺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势而为以达到目的。37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指道自然无为但却没有什么事做不成,侯王如果能够效法道之无为,也可以达到万物自化的目的。可见老子提倡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效法道的自然无为从而达到万事可为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有为。从48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更可以看出,此处的无为、无事绝非无所作为,而是通过循顺自然、无为无事的高明道法以完成“取天下”这样的大作为。如果老子主张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就不会提出“为而不恃”(2章)、“为而不争”(81章)、“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8章)这样有为的行为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动善时”,提示了在适当时机行动,顺势而为的意境。此外,无为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益处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就是老子对不言和无为之价值意义的阐述。自然和无为,看上去像是两个概念,其实却相互密不可分。自然是无为的循顺原则,而无为的实行必然导致和加强自然的效果。自然和无为作为道的两个主要特性,彼此相生相长,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自然必然导致无为,无为则必然成全自然,二者难分难解。道的自然无为还延伸为效法者的自然少言或不言原则。对此,《道德经》中有多重表述。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5章)、“犹兮其贵言”(17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等。老子为什么主张不言、少言?原因是人类应当效法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73章),而且“希言自然”(23章)。中国古代圣贤的品行标准之一是少言重行、重实效,源头可能在《道德经》。现代社会中人们虽然表面上普遍对《道德经》示以尊重,但对《道德经》倡导的原则却鲜有人真正理解和遵循。看看充斥这个世界的改天换地、政令繁复的现象,听听困扰这个星球的环境生态破坏、战争纠纷不断的报道,轻易可知现代社会奉行的基本原则与老子的自然无为法正好相反,是反自然的有为法。而实施这种法则的后果也不断显现:巨大的行动代价换来得不偿失的成果,短期的成功伴以长期的失败或败亡,看似的成就却孕育着危机或灾难。老子“希言自然”的价值则可在其《道德经》与现代人的文风对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现代学者动辄著书若干册乃至数十册,撰文以千百万字计,以数量为资本,但与老子《道德经》区区五千言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其价值几乎可以略去不计。对比之下,言简意赅的《道德经》可以说一言至少抵万言。这些都值得现代人深刻反思。2.柔弱不争的处世态度。柔弱在世人看来代表软弱无力,但在老子看来却是最坚韧有力的,是法道者应取的基本处世态度。对此,《道德经》中有反复的表述。如果说“柔弱胜刚强”(36章)是提纲挈领的表述,更进一步的阐发则有:“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76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43章);“强梁者不得其死”(2章),等等。老子为什么这样崇尚柔弱?原因在于“弱者道之用”(41章),柔弱是道发挥作用的方式。作为被造物的人,老子认为,应该效法造物主道的这一属性特征。与柔弱密切相关的处世原则是不争。老子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3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可见老子认为“不争”既是一种高超的处世智慧,更是人法道的处世原则。老子认为水是有形世界里可用以阐释柔弱不争概念的最佳范例,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章)水既以其滴水穿石的柔弱体现了胜刚强的道理,又展示了“天之道,不争而善胜”(73章)的天性,还能“处众人之所恶”的卑下地位而“善利万物”,是有形世界中最像道的物质,因而被老子奉为直接效法的“上善”。中西交流之后,不仅国内好道者从老子那里学习水的柔弱、不争、处下、利物、善胜,西方有识之士也将老子的处世之道奉为圭臬。例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老子认为,刚强代表阳刚,柔弱代表阴柔;阳刚表面看来强大有力,但终不敌看似软弱的阴柔,像水所展示的阴柔其实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老子提出“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28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10章),以此作为个人修炼追求达到的境界。作为柔弱不争原则的延续,老子还提出“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58章),“揣而锐之,不可长保”(9章)、“措其锐,解其纷”(56章)等品行要求,将低调做人、谦和待人、外圆内方、挫锐解纷作为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柔弱与不争看似两个概念,其实是同一特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柔弱的重要特点是不争,而不争必然导致或表现为柔弱。二者只有放在一起才能有效地阐释老子欲表达的那种境界。也许正因为如此,老子将能同时体现柔弱与不争的水作为应当效法的上善。在受西方理念主导的近现代社会,人们始而热衷于斗争哲学,继而崇尚竞争取胜,都是以“争”为纲,以阳刚强硬为荣。这与老子的“不争”、“柔弱”、“和”、“容”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从进化角度来看,竞争、斗争都源自你死我活的原始丛林规则,是人类文明发展低级阶段的处世规则。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这种丛林规则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共生的文明要求。从实际效果来看,争斗不仅毒化人际关系、破坏社会和谐,而且对逞强好胜者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尚争的“强梁者”或者可能“不得其死”,或者即便一时得益而长期受损,或者小处得益而大处受损,实乃不智。而柔弱不争既可以避免争斗必然带来的反作用力和负面效果,而且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取得利而不害甚至多赢的良好效果,以至于“天下莫能与之争”,不愧为有深邃智慧的处世之道。如果现代社会能将柔弱不争作为处世指导原则,那么大多数的人间纠纷就会消失,社会文明水平就可得到极大的提升,相互争斗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和毁灭就可能被避免。当然,要真正做到柔弱胜刚强、不争而善胜,尚需深入体悟,巧思善用和身体力行老子的柔弱不争之道,而不可能浅懂就化为自觉有效的行为方式,否则老子就不会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章)了。3.致虚守静、抱朴归真的精神境界。“致虚极,守静笃”(16章)是冥修要达到和持守的极度虚静状态,亦即通过修炼可能达到的高超精神境界。《道德经》第四章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意指道是虚空的,但其作用却无穷尽。可见老子认为虚空是道的存在状况。道教的打坐修炼原理是逆行还原,其至上功夫是“炼神还虚”,可见虚代表道教修炼的至上境界。静在老子看来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清静为天下正”(45章),就是将静确认为宇宙的主正。因而才有“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章)和“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等进一步阐述。“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16章)则是将静确认为万物必然回归的道之本原状态,而回归静的天命归宿是宇宙万物的恒常法则。与致虚守静密切相关的精神境界是抱朴归真,即持守大道回归道之本真。老子倡导的“见素抱朴”,被许多现代注家释译为“保持朴素”,很像是近代宣传中老红军的传统。其实,此句中的素朴指的是道的本色本真,其中的朴是道的体现。第三十七章中的“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32章中的“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其中的朴都是指道。因此“抱朴”有守道的含义,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2章)中的“抱一”意思相同。“归真”之“真”则是指道之本真。印度吠檀多宗教理论认为,人被名利欲望和愚昧无明等幻象(maya)所遮蔽,不能认识并远离了真实自我阿特曼,因而备受世间痛苦煎熬。阿特曼即梵,通过冥修等途径可以祛除幻象回归阿特曼神我,进而与本真之梵合一。此论与抱朴归真的含义大同小异,其中的阿特曼略同于营魄,梵则与道同义。致虚守静、抱朴归真不仅是冥修想要达到的精神境界,也是现代人在生活中应该不时追求向往的精神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停地被各种物质欲望和世俗利害等忧患所困扰,远离了自我本真和宇宙本原,心灵难得有片刻安宁,以致许多人都罹患了精神因素所致的身心疾患。如果能够效仿老子的精神修养,在一定程度做到摆脱世俗利害的困扰,回归道之自然本真,保持心灵清静,对于医治现代人的精神困扰和疾患可能比任何医药措施都有效。4.贵和知常的循道理念。《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云:“和曰常,知常曰明”,就是将“和”作为宇宙恒常法则,而知道恒常法则才能叫做明智。此章同时指出,“含德之厚”的赤子之所以能“终日号而不嗄”,就是因为“和之至也”。可见“和”是一种合道自然的状况。“和”之所以被称为“常”,是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阴阳交冲以达到和谐状态,既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条件,又是万物在自然状况下的正常状态。显然,“和”与“知常”都是老子倡导追求的循顺大道的理想状态。“和”系指自然和谐,包括天道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等,与《易传》中的“太和”意义略同。“和”理念在此后中国传统社会中备受推崇,引申发展出诸如和谐、和平、和睦、和善、和好、和合等丰富内涵。老子乃孔子之师,由此看来儒家和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的“和为贵”理念,终极源头可能在老子。《道德经》另一处提到“知常曰明”的是16章,原文是“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可见回归本原天命是另一种恒常法则。知道事物的恒常法则为什么如此重要?对此老子分正反两面加以阐述。其反面是“不知常,妄作,凶。”就是说不知恒常法则而肆意妄为,就会遭遇凶险。而正面则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意思是知道恒常法则就能宽容大度,宽容大度就能公正无私,公正无私才能为王治国,这样为王治国就能符合天命,符合天命就能合于大道,合于大道就能历久不衰,终生没有危险。显然,合于大道是老子为圣人设定的品行要求,也是他认为合格的执政者应守的基本法则。要想合于大道,首先需要知道恒常法则,然后需要遵循道法。第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其实阐述的是同一道理;倘若略去中间环节,“人法道”岂不正是《道德经》通篇力图倡导的主旨?现代社会中,不知恒常法则、不恪守天命、不遵循道法、肆意妄为破坏自然和谐的人和事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宽容大度、公正无私、尊道贵德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也越来越不自然和谐。不知常妄作者成为社会主流,就会给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凶险,过早结束其生命。例如,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和严重饥荒;工业无度发展造成严重污染进而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加速族群和人类的灭亡;等等,其例证不胜枚举。现代人也许应该不时从繁忙浮华的生活中静下来对老子的提示做一些深思,接受其智慧洞见从而及时纠正其违反道法自然的错误,总比败亡发生之后努力补救代价小得多。将尚和、知常、法道作为人生品行修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会受益更多。既然谈到万物归根复命,不妨就此考察老子的生死观。《道德经》中对此没有长篇大论,只有几处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老子的基本观点。从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看,老子不仅不贵重其身体的存在,反而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视为累赘,表达了视死如归的超然态度。这与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的论述一脉相承,都是将死视为归根和复命,将归根复命视为恒常法则,正所谓视死如归,对肉体之死毫无忌惮。如果对老子不贵肉体存在的态度仍有怀疑,还可玩味类似这样的表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75章)肉体的死是否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对此老子的回答是“死而不亡者寿。”(33章)就是说,肉体的死并不带来生命的终结,人如果能循道修炼以致肉体死后还能“不亡”,则可以称“寿”。如果进一步追问肉体死后还有什么存续不亡,回答除“营魄”或同义的灵魂、精神之外,没有更好的答案,否则这句话就无法合理解释。其实,灵魂的存在符合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智者圣贤的超越洞见,而不是空穴来风。对于视死如归的圣人来说其现世身体的意义是什么?“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是老子的明确答案。5.啬、俭为本的治人事天理念。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将啬作为治理人民和事奉上天得以“深根固柢”的根本。啬的现代含义是吝啬小气,一般做贬义理解,故此章此字令现代人感到费解。但啬在古代同穑,有收获储存之意,转指农业,还有爱惜、收敛之意。啬在《道德经》中的含义主要指珍惜,不滥用资源。与啬密切相关的是老子所持三宝中的第二宝:俭。俭与啬意思接近,指节俭,不滥用。“俭故能广”(67章)意思是节俭就能资源广足,其实给啬做了良好的补充注释。老子如此看重啬、俭,绝非偶然。他在29章中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表示了对奢侈过分的否定;在53章中更是对“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奢侈浪费生活方式发出强烈的谴责。如果说啬、俭的理念在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在人类即将通过滥采滥用耗尽地球资源的现代社会其意义就更加重大。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老子在2500年前就预见到现代人穷奢极欲加速耗尽地球资源的具体现状,但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生存危机却不能不说是实行反啬俭原则而招致的报应性惩罚,也彰显了老子以啬俭为本治人事天的真理智慧和超凡洞见。啬不仅是一种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治理理念,而且应该是事天和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地球资源的节约和保留有赖于每个个人的啬俭。有人经过调研证明,现代人大多数的消费都是由广告和社会攀比等因素制造出来的多余“需要”,而非生存的真正需要。如果人类个体都无视老子的洞见,继续现在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超出实际需要消费或浪费物质资源,暴殄天物,那么“大威至”的时代就会加速到来。6.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老子的待人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仁、慈、容、善、信五个字,兹分而述之。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67章),可见慈在老子那里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本处也首先讨论作为第一宝的慈。对于普通人来说,慈只涉及对人的态度,而老子则认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就是说慈超过了对人的态度而成为决定战争胜负和生存的法宝,其源头在天。《说文》曰:“慈者,爱也。”慈的现代字典解释是仁爱、和善,包括了仁、爱、和、善四方面的含义,不仅包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要旨趣,而且涵盖了人类各民族道德金规则中最重要的普世价值内涵。近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仁”是儒家崇尚的理念,而老子对仁持反对态度。仔细研读《道德经》,就会发现此论明显有误。首先,老子主张“与善仁”(8章),就是说待人要善于体现仁,将仁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予以提倡。一个对仁持反对态度的人不可能自相矛盾提出这样的主张。其次,老子高度崇尚的慈,主要含义就是仁爱。仁、慈二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所以提倡慈而反对仁同样是自相矛盾,只可能发生在思维混乱的近现代学者们身上,而不可能发生在高度智慧的老子那里。人们认为老子反仁,所举主要证据有二。一是多数版本的《道德经》第十九章中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一句,二是第三十八章中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就证据一而言,竹简本此句作“绝伪弃诈”,与《道德经》中其他章节的文义前后一贯,相互呼应;而世传本的“绝仁弃义”则与其他章节的意思相悖,同时也与下半句的“民复孝慈”直接矛盾。有注家考证后认为:“绝仁弃义”乃庄子后学中的激烈派为与儒家对抗而篡改所致。根据“绝仁弃义”版本的出现时间和《道德经》前后文义对比等分析判断,此论甚为可信。如据竹简本将此句勘正为“绝伪弃诈”,则老子反仁的主要依据不攻自破。就证据二而言,问题出在对“失德而后仁”的错误理解。注家多将此句解译为“失去了德然后才有仁”,是误将此句作为老子反仁证据的根本原因。此句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失去德之后就剩仁为重,故仁和德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或排除。如果此句是老子反仁的证据,那么“失道而后德”(38章)岂不成为老子反德的证据。由此可见,老子不仅不反仁,而且崇尚仁,甚至可能是儒家尚仁的主要师承来源。与仁、慈密切相关且意思相近的待人原则是善。老子曰:“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79章);又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49章)。可见善不仅是其崇尚的道德标准,也是其处人的品行原则。与世人不同的是,老子善的标准更高,不仅善良和不善良的人都要善待,而且善待别人后如果还有余怨留存,都认为还没有达到其善的标准。老子的善,不限于善待他人,还要将自己的财物施予别人或为他人而花费。“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81章),可以说是与人为善的更高要求。有趣的是,近现代主流学者多谓老子是无神论者,老子之道是非神性的大自然、自然规律,但“天道无亲,恒与善人”(79章)这类的表述却不啻于给这些人当头一棒。此句意思是天道虽然作为超越者对人无亲疏之分,但却总是与善人同在。这不仅与其他宗教的善恶报应、善有善报说基本一致,而且明示扶助支持善人的正是不分亲疏的“天道”。显然,老子认为“善”有相当于其他宗教中至上神的天道作为其来源、基础和支撑。老子待人原则的另一个重点是容,即包容大度。“知常容,容乃公”(16章)既说明懂得恒常法则才能包容大度(如何才能做到“容”),又指出包容大度才能公正无私(“容”能产生什么效果)。老子的包容也远远高于世人的标准。“大小多少,报怨以德”(63章)比起儒家的“以直报怨”容忍度要高得多。“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49章),则不仅展示了更高程度的包容,而且指明这种超凡的宽宏大量可以换取对方和社会善信水平的提高。第七十九章云:“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能够执持债权契约而不向债务人讨债责罚,这样的宽容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老子将与人为善和包容大度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和宽度。“言善信”(8章)是老子待人以诚的原则表述,即修道者的自我要求是讲话要善于恪守诚信。老子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7章)这不仅是对诚信和获得信任二者关系的一般性阐述,而且特指统治者诚信不足是造成人民不信任的原因。但对于他人是否诚信,老子则采取高度宽容的态度。“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49章),通过对讲诚信和不讲诚信的人都予以信任,致使对方乃至社会的诚信度得以提高。至于如何辨别可信之言,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1章)即真实的言论不华美,华美的言论不可信。在一个严重丧失诚信的社会,老子的这些教诲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老子曾为孔子之师,其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可能在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理念的形成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故二者有重大的相似之处。但深入对比二者,可以发现老子的待人原则更多注重内涵实质,更少关注外表形式,而且有更高的标准。由此可见老子“处其实,不居其华”的原则是前后一贯的。老子的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在现代社会是否过时?现代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出更高明、更先进的待人原则?对社会现状的任何客观考察都会让人发现,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更高明先进的待人之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美德,离老子倡导的高标准仁慈容善信原则更是差之千里。仁慈容善信不仅在老子时代是高尚的待人原则,在现代社会弥足可贵,应该是人类社会超越时代的普世原则。经历过阶级斗争和市场竞争熏陶的现代社会,道德沦丧、奸诈成风,人际关系高度紧张,难以维持起码的社会伦理,可能比任何历史时期都亟须传统美德的滋养。如果仁慈容善信的处世理念能得到重视和推广,每个社会成员都将是受益者。此风能否盛行,在当今官本位的社会取决于政要能否认识重振社会道德的重要性和巨大益处,进而认真加以推动,并以身作则。如果有足够多的社会要人主张和坚持以仁慈容善信的原则对待他人,世风可能在此影响下会逐渐转而向善。7.公而废私为天下的胸怀。公而废私是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的一种高贵品格,其重要来源溯及《道德经》。第十六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就是把“公”作为合于大道的个人品格。第七章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寓意将个人身家利益置于天下利益之后或置之度外,公而废私为天下,反而成全圣人自己。“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77章),就是将无私“以奉天下”作为有道者的必要品行。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则强调愿意为天下利益献身的人才能将天下托付给他,重申了公而废私为天下的意境。第五十四章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展示,即便是修道这样非常个人化的行为,老子也主张超越个人得益,为家、为乡、为国、为天下而修,使之德余、长、丰、普。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公而废私。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20世纪还有人提倡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理念。如今,这类理念随同其用语早已从现代社会销声匿迹,这些用语的反义词似乎成为现代社会的通行标准,社会道德风尚也因此降到一个超低的水平。天下为私、私而废公,作为社会风尚已经贻害无穷,身负“天下之托”的国家公务管理者也将此作为行为准则,必然腐败成风,社会严重失序。因此,公而废私为天下的理念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此严重形势下,从中华民族智慧始祖老子学习公而废私,至少应该是公务人员的必修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都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有违人的本性,故而过于理想化,难以落实。但要求公务人员等执政管理者在处置对待公务时大公无私、公而废私,却不仅合理可行,而且应该是硬性标准。8.少私寡欲、知足不殆的财富欲望观。作为圣人的老子,其财富欲望观清晰而明了,就是“少私寡欲”(19章)、“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64章)、“为腹不为目”(12章)。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章),所以超出温饱所需的声色犬马、财宝珍奇之类的欲望追求有害无益,应在排拒之列。显然,老子的观念是只要满足衣食温饱等真实需求即可,既不鼓励超过基本需求的欲望,也不追求奢侈荣华。对于奢靡的生活方式老子批判道:“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53章)在老子看来,“罪莫大于多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章)这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心态不仅有助于避免社会争执,也是高超的人生智慧,足以让人以最少的财富获得最多的幸福感。在老子看来,“罪莫大于多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章)这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心态不仅有助于避免社会争执,也是高超的人生智慧,足以让人以最少的财富获得最多的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而不是完全无私无欲,从而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人做到“少私寡欲”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还活着,做到连饮食温饱等基本欲望都没有即完全无欲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圣人也不例外。由此可见,老子的主张是切实可行的,而不是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老子提倡少私寡欲,除了是对圣人和执政者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政治治理。通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3章),可以达到“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的治理效果。如果执政圣人能够成为少私寡欲的表率,就可以达到“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的民风淳朴状态,进而具备无为而治的条件。对于财富的积蓄,老子主张“圣人不积”(81章),原因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29章)世人皆以家财巨万为毕生追求,但老子却洞若观火地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根据“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规律,贪婪厚积只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烦恼和丧失的痛苦,“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是最为智慧的财富欲望观。人生是否富足,多数情况下不在于财富的数量多寡,而在于自我的主观感受。“知足者富”(33章)是最明智的财富标准,否则无论拥有多少财富,总会感觉不足。对于财富的追求永远难以满足,就永远不会有富足感和幸福感。世人的财富欲望无穷无尽,随之而来的追求、烦恼和罪孽也无止境。老子的财富欲望观产生于经济不发达、物质稀缺的古代社会,但在经济发达,物质充裕的现代社会,其意义价值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显重要。人类现代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在经济体制上都基本奉行源自资本主义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人的私欲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在市场经济笼罩下的社会,人的欲望在体制和攀比的双重推动下无限制地空前高涨,欲望之多之强与老子时代相比都达到天文数量级。市场经济下,物质极大地丰富,老子时代只有王侯豪强、上流阶层可以涉足的声色犬马、财宝珍奇等现在也进入一般民众的视野,“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越来越成为社会常态。但物质的普遍丰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比老子倡导的简朴生活更多的满足和幸福感。相反,这种以加速耗尽地球资源为代价的纵欲生活却使更多的人落入欲壑难填、烦恼不断的火坑。社会治理也因人们的多欲贪婪而异常困难,陷入政令繁杂多变,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理念背道而驰。现代社会也许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止步反思的关口,是汲取老子智慧开始营造一种节欲简朴,节约资源以满足真实需求,追求幸福感最大化为指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还是继续现在纵欲奢华、铺张浪费、无视真实需求和幸福感,难以持续的生活方式。答案未必要等到穷途末路那一天再寻求。9.知荣守辱、被褐怀玉的荣辱观。老子的荣辱观与世俗社会截然相反,是“知其荣,守其辱”(28章),而不是像世人那样见荣誉就上,避耻辱犹恐不及。老子认为知荣守辱才能“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28章)就是说甘居人下人后,才能像水那样恒德充足,回归道法,也才能反而居于人前人上。老子提出这种观点绝非偶然,而是有反复表述。例如,78章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第六十六章云:“江海所以能为天下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认为只有屈居人下,忍辱负重,才能为王,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与此荣辱观相应,老子提出圣人的行为规范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4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72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77章), “不敢为天下先”(67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38章),“是以圣人被褐怀玉”(70章)。换而言之,圣人总是不自我表现,不自我标榜,不自以为是,不居功自傲,不出人头地,不为亲疏、利害、贵贱所动,而是胸怀大道,敦厚朴实,自知自爱,甘居世人所不喜的低下辱暗地位,因此反而能明、彰、长、有功,从而居于人前人上,“为天下贵”。显然,老子的荣辱观及其行为规范是针对有道圣人而言的,其标准太高,非普通人都能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不能从这样的荣辱观中汲取智慧,进而深获其益。在老子的洞见中,事物的发展方向总是与世俗常识相反:如予之导致取之,强之导致弱之,兴之导致废之,居下导致居上,皆此类也。据此而论,知荣守辱也许正是获取殊荣的高明途径。至少,传统中华文化中所崇尚的忍辱负重,含而不露、居后退让等优秀品质,其理念可能就源自《道德经》。这样的优秀品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完全丧失其价值。10.守道者的特别能力和品格。老子提示,长期精进修道者会获得一些常人没有的超凡能力和品格,故而“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15章)这些能力包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47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4章),“无为而无不为”(48章),“死而不亡者寿”(33章),等等。对于高度世俗化、科学主义化的现代人来说,这些超凡能力乍一听来像是故弄虚玄,缺乏“科学依据”。但若摆脱物质主义的定势思维,超越科学的有限认识,深入《道德经》等人类伟大精神信仰经典的精神境界,这些不能被科学证明的体证性超越能力就成为可能,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不应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武断否定。其实,科学的作用有限,一般只在形而下领域有效,对于形而上的精神信仰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故而不应被用作这些领域的判断标准。老子提示这些超凡能力的存在,并非孤立一人,人类其他民族的精神修炼高端也展示类似的超越能力。例如,印度吠檀多和瑜伽冥修的目的就是寻求梵我合一,从中获得终极知识和超凡能力。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通过坐禅冥修得以开悟,从而悟得解脱之道而成佛。其实,老子对于其所言超凡能力的获得方法在《道德经》中是有提示的。例如,老子在第十六章提示其“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和“不行而知,不见而明”的超能力来自“致虚极,守静笃”的冥修内观;而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也提示其对万物所以然的知识来自冥修悟道。上述的超凡能力,显然不是世俗大众的普遍追求目标,只能是少数对精神境界有高度委身,立志精进修道者的追求。由于人类现代社会对于其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热情不减,精神信仰精英的数量伴随知识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关注和钟情于此道者人数还是非常可观。就此而言,老子的相关论述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5. 传说中的灵压床事件是否真实存在?
搬个小板凳,与老麦一起去探寻那些不科学的事。老麦今天就与诸位再掰扯掰扯这“鬼压床”的事情。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关于“鬼压床”,或者叫“梦魇”的科学解释:
“鬼压身”的现象,在睡眠神经医学上是属于一种睡眠瘫痪(sleep paralysis)的症状,患者在睡眠当时,呈现半醒半睡的情境,脑波是清醒的波幅,有些人还会合并有影像的幻觉,但全身肌肉张力降至最低。这个解释中又是洋文又是术语的,反正说的有些云里雾里,老麦就简单的用大白话翻译下吧:所谓的鬼压床,科学上认为是身体已经处于睡眠状态了,可是意识还没睡,还是清醒的。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明白不?——大约说的概念就是全身不遂吧。
那么,这个解释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呢?科学上并未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那么接下来,老麦就与诸位一起去探寻下这个原因吧。如果诸位有经历过鬼压床,那么会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半睡半醒之间,惹心中一片缠绵,恍惚间有个人影就站在你的身边或是压在你的身上,就那么愣愣的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你大惊失色,就像突然的跃起,却发现,身体一动不动,一动不动,你使劲全身的力气,身体依然一动不动(肯定不能动啊,身体在睡觉呢,呵呵);于是,你想大声喊:救命啊,却喊不出来;你想大声哭,救命啊,却哭不出来,你想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却发现你只能呆呆的看着它,看着它,看着它……
毫无疑问,它曾经真实存在过,至少在你不能动的哪一刻,不过它不属于这个空间,或者说它或许在这个空间也曾真实存在过,只是,只是,现在已经阴阳两隔,但是却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你们相遇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的相遇?
是风水。所谓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气场,这个气场的阴阳平衡带来了我们平日里平淡的生活,但是这个平衡会因为诸多的原因被打破,譬如一间阳光明媚的房间,按理说应该是和煦的温暖的,但是如果长期无人居住,那么阳气就会缺乏,阴气就会渐盛;那么同理,如果一个阴气弥漫的地方,如果具有正能量气场的阳刚之人众多,彻夜不停的来来往往,那么阴气也会被慢慢驱散。那么,时常会发生鬼压床的风水是什么样的呢?大约有几类。
1、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屋。房屋空置的时间过久,那么屋内的气场就会发生变化,阳气减弱阴气上升,慢慢的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成为路过的孤魂野鬼们的暂时栖居地、游乐场,虽说是暂时的,但是它在这里居住的久了,也会反客为主,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空置很久后贸然进驻,它们会认为是侵占了它们的领地,自然会对你有所行动,所以鬼压床就发生了。于是,在搬进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宅之前,最好是做一下净宅的法事,告知他们阳人要进,阴人离开吧。
2、聚阴地。一般这样的地方会出现在马路反弓正对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路口处的房屋、以及凶宅(发生过横死事件的房屋),这样的地方会天然形成一个聚阴地,也就是阴气聚集的地方,即便是房屋内每天都有人居住,但是仅凭一己之力不能阻挡强烈的阴气侵袭,久而久之,这房内也会发生诸多类似鬼压床的灵异事件。这样的房屋怎么办?说实话比较难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搬离(后天形成的凶宅的,可以净宅后再行居住)。
3、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招惹,你没事有事的喜欢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譬如事故频发的十字路口、庙宇、坟场、乌七八糟的夜场等等地方,也会较容易沾染不干净的东西,它们跟你回家,看你吃饭,陪你睡觉,没事出来吓唬吓唬你也正常,呵呵。
如果频繁的鬼压床,则要考虑上述原因,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偶尔的一两次鬼压床,那么完全情有可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晒干鞋就好。就当你陪那些孤独的灵魂,玩了一个害怕的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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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那船上的指挥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明朝结束了战火纷飞的元末乱世,安定内忧、攘除外患,采取了轻谣薄赋、鼓励生产、整顿吏治等措施,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明初的前百年之内,明代的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成为了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达到了古代造船历史的巅峰。永乐三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无论从船队的规模还是造船的技术来看,明代当时的造船技术己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郑和下西洋也铸就了辉煌的明朝航海史。
欲了解明朝的航海史,就必须对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史进行剖析。造船技术的发展是明朝航海的基础。本文老陈将和各位一起,从明代船型的演进与分类出发,研究明代船具及制造工艺技术的改进,进而分析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明代船型的演进与分类
船舶制造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相对应而言,船舶制造业也出现了三个高峰,即早期的秦汉时期、中期的唐宋时期以及晚期的元明时期三个高峰。通过长期的发展,我国的船只制造类型己经演变为三个类型,即“广船”“福船”和“沙船”。三种船型各具特色,应用于不同的领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造船技艺。
1、“广船”演变特点
“广船”顾名思义是指广州附近船只的统称。广船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时期就开始有广船的使用,经过秦汉、唐宋、元明三个时期的发展,广船成为了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
广船之所以产生于广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广州有天然的港口优势,航运业发达,对外贸易频繁。其次,广州是沿海城市,居民生活、生产也严重依赖于船只。最后,明代倭寇骚扰、挑衅,明政府在广州积极筹备建造造船厂,广船自身的特点适合做成战船进攻。广州深厚的造船技术积累和外贸业的发展以及明代军事战争的需要,这些因素都为广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广船有两大的特点:第一,“水密隔舱”,设置多个隔舱方便货物的分类,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安全性能。第二,“多孔舵”,舵叶上有菱形的舵孔,减小阻力,操作方便。
广船船体高大,船身长10丈,阔3丈余,俨然是海上的巨无霸。广船用铁木制成,通体坚硬似铁、极耐腐蚀。形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对比而言,倭寇的船只所用材质为松杉木,顶不住广船“铁体”撞击,对战时倭寇闻风丧胆。所以广船被广泛应用在了明代水军战争。广船上也配备了较多的火器,但是由于广船在外洋中不太平稳,震动幅度较大,影响火器打击目标的精确度,所以这些火器的主要作用是对倭寇起到震慑作用。
2、沙船演变特点
“沙船”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船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发展于唐宋,兴盛于元明。沙船起源于长江口及崇明岛附近的多沙浅水域,为适应自然地理条件,浅吃水型船只应运而生。南宋时期沙船己经成型,
“建炎初(1127-1130),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掉、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 《宋史·兵制》
其中“防沙”、“平底”等特点是沙船的典型特征。各个阶段对沙船的称谓也不太一样,宋时称为“防沙平底船”,元时称为“平底船”,明朝将这类船只统一称为“沙船”。
沙船独特的造型,决定了沙船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主要在北方浅水航线,因其运载能力强、稳定性高、不惧浅滩等优点被较多的应用在近海运输当中。
其次沙船具有平头、方尾、平底、长宽比大、多桅多帆、吃水浅、载重量大等特点,不仅可以在沙滩多浅水的区域航行,还可以在风浪较多的大江大河中远航。沙船上有腰舵,增强船只在逆风行驶或在大风大浪的环境中的稳定性,防止横漂的发生。沙船载重量大的优点为沙船的普及和推广创造了条件。一般沙船的载重量约五百吨到八百吨,大的沙船载重量可达1200吨以上。
沙船出色的综合性能为沙船的市场普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沙船适用性很强,使用范围比较广泛,无论是内河还是外海都没有问题。一般分布在北方海域、长江、内河,远至福建、广东、东南亚地区。其优良的性能也受到了政府的青睐,被广泛的应用为官船、槽船、军船等,在明朝郑和下西洋中的随行船只中也有不少的沙船。沙船在民用船只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占据了航远船只的龙头位置,主要应用在商业运输当中。沙船在古代封建社会经济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大力促进了社会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福船是对起源于福建、浙江一带尖底木帆船的统称。福建省境内多山地、丘陵,水域面积又多于陆地面积,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船只是人们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
同样,福船的历史也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三国志》中记载吴国有专门的官职来管理造船事务。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对外交流频繁,外贸业务的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宋朝福建多个地区都建立了造船厂,来满足用船的需求。明朝,福船成为了官方御用船只。
福船继承了宋代船的尖底的特点,但是船底趋于平滑,而非宋代的V型船底。明代福船基本上呈U型,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保证平衡性,二:是增加载货量。
福船尖底适合远洋航行,采用了风帆动力系统,体型较庞大,船身宽阔、沉重,福船上有“楼”和“棚”便于作战防御。明朝《武备志》中明确记载有福船的战船船型系列,包括了哨船、冬船、鸟船、快船;其中鸟船又包括开浪船和苍山船,属于小型的福船。
“鸟铣之制·自西番流入国,其来远矣。然造者多未尽其妙。嘉靖甘七年,都御使朱执遣都指挥卢锁破双屿,获番酋善铣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云。” 《筹海图编》郑若
从文中得知,明代己经大规模的在福船上推行火器,新型的火器比前代较先进。福船拥有众多的优点,所以被大量的运用在军事、贸易当中。但也有其缺点,由于福船是风帆船没有其他动力辅助,在无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航行的。福船的吨位较高,运用在军事战争中可以发挥其出色的性能,通过庞大的载货量来载士兵和武器对敌方产生碾压式的摧毁。
福船在明朝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生产的需要,也加强了明朝的海防和对敌方的控制,最后福船被广泛的应用在了对外贸易中,出色的航海性能和庞大的吨位为海贸保驾护航。
无论广船、沙船、福船都是风帆船,虽然比不上后来的机动船,但是它们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三种船型各有各有自己的特点,功能上可以互补,造船技术上也在不断得进步从而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受限于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小农经济的思想禁锢,造船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二、明代船具及制造工艺技术改进
明代造船技术的提升体现在制度管理与技术改进两方面,技术的提升并不仅仅是技术自身的改进,同时也和当时制度的改进同步。制度是技术进步的保障,同时制度也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明代的船具建造更加科学合理,主要体现在铁锚的冶造、帆的改进与操控性更强的船型结构三方面:
“凡舟行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战舰海舰有重千钧者。锤法先成四爪,以次逐节接身。其三百斤以内者,用经尺阔砧安顿炉旁,当其两端皆红,掀去炉炭,铁包木棍夹持上砧。若千斤内外者,则架木棚,多人立其上共持铁链,两接锚身。其末皆带巨铁圈链套,提起,咸力锤合。” 《天工开物》第十卷《锤炼》
铁锚的制造工艺在明代己经非常精湛,《天工开物》对制造铁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重要的说明,指出在铁锚爪锻造的过程中应该使用泥墙上的旧土,禁止使用黄泥。通过使用旧土焊接的铁锚牢固无比。
“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挨舵转篷,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扎下,则顷刻十余里。……船身太长而风力横劲,舵力不甚应手,则急下一偏披水板,以抵其势。” 《天工开物》
帆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帆的整体基于垂直帆的布局和硬帆结构设计。大型和中型船舶配备了多桅多帆,它们沿着船的纵向中线竖立或略微交错。桅杆没有固定的横析,不需要绳索;帆由布、水烛或薄竹片编织而成,用竖实顶部的横梁悬挂在下方,帆篷上覆盖有帆竹支撑,以加固和平整帆并提高风效。帆索通过滑轮连接在顶横析,这样帆篷易于升降,能够适应海洋上的突变的情况,调整转脚灵活性较高,它可以有效地利用多面风,也方便水手变帆竹为梯,并沿着桅杆爬到桅顶工作或者查看战斗。
船型结构方面,远洋船有着尖底、小方头、阔尾的特点,内河船只多方头、方梢、平底,广船均虚峭、开孔舵。广船、福船、沙船三种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功能上也有差异,船体的比例主要是依据船舶的类型和不同的航海区域来设计的。远洋船上利用“水密隔舱”的技术,加固船体结构,提高船舶分舱的防水性,同时又提高穿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除此之外还便于隔间的分隔以承载各类货物,使多功能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方便货运。
从管理制度上来讲:
首先是造船机构的各部门分工比较明确,明代的造船机构,相比着前代,在人员设置、部门设立方面都比较科学合
以明朝最典型的两大造船之一的龙江造船厂为例,按照人员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人,厂领导、行政管理人员、工匠和杂役。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分工。他们依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各司其职。每一个部门也都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专业的作坊。作坊区是按照工种来划分,根据生产活动的不同,把作坊区也划为相应的几类。有制造篷帆的篷厂,有制造船用铁构体的铁作坊,有制作缆索的索作坊与缆作坊,有为船体舱缝的舱作坊,有为船体油漆的油漆作坊等。每一个作坊都有自己生产的内容,各个部门看似相对独立又联系密切,它们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造船的工作。专业性的作坊的设置,既保证了作坊的专业性,保证了每道工序的流水作业,又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在严控质量的同时又缩短了造船时间。
其次对战船构件尺寸数据规格化统一。造船设计的规格化是明代在造船管理方面的创新。宋代的《武经总要·战船》篇,虽然对其记述的楼船、走炯、斗舰等几种主要战船的形制构造与作战性能作了简要概述,并以简图示之,但对战船的构件详细尺寸却未标记说明。明代的造船著作中对战船的构造尺寸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标示,使人看了一目了然。
明代沈启所著的《南船纪》与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两部造船专著,则对四百料战船、二百料战船等十多种战船的构造尺寸,都有详细的记载。上述几种措施都是明代造船技术水平提高的关键。它们不但是明代船舶飞速发展的保证,而且也对后世战船的建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社会需求
明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得益于当时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的效应,推动了造船技术的的快速进步。明代前期贸易、战争与槽运的大规模需求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
对于不同类型船舶的大量需要,在社会中形成了适应性的期望,就是希望制造出某种特征的船舶进而满足某种社会需求。为了应对这种需求相应的技术便开发出来,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社会需求的满足需要大量的制造能力,大型造船厂便应用而生。巨大的船舶产量使生产者的利润得到了提升,同时竞争也日趋激烈。这样的趋势迫使生产者不断提升生产技术与制造工艺。与此同时,技术与工艺在改进中不断获得突破,也不断成熟,于是,成熟的技术就可以被大量的普通工匠所掌握。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成本也更低。反过来又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船舶制造的成本更低,更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对外联系的需要:政治需求和贸易需求极大拉动了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基于明初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推动,规模巨大的郑和船队不可能顺利修造。通过郑和船队的海外航行,对内强化了皇权,对外宣扬了国威。贸易方面,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收入来改善国民经济,并且扬国威于海外。明朝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青花瓷器、丝织品等货物出口额的增长。
国防的需要:明朝海上军事活动频繁,战船建造事业随之而盛,外海战船得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内河战船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特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元年五月,朝廷在得知楼寇劫掠金门、定海等地的消息后,即命福建都司开始建造海船,命苏州、镇海二卫添造海船,作为防楼 ,剿楼之用。永乐三年六月,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1180艘,作为抗楼之用。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明朝由于海上威胁的存在,战船制造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远胜于其他时期。
槽运的需要:槽运是明代经济的血脉,明代的政治与国防重心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却在南方。北方对南方的经济资源有着极大的依赖,其中以粮食为最。南粮北运是槽运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明代建造了大量的槽船。在槽运的过程中,槽船的大小与数目都有了定数。槽船的运营与保养也形成了规制。对槽船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明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结语:
明代的造船技术在社会需求的拉动之下,在技术成熟度、船具制造工艺和大型船只的建造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直挂云帆济沧海
明代造船技术达到了我国造船发展史的巅峰,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造船技术的发达,尤其是郑和船队的船型巨大,设备完善,航海组织严密有序。
在明代还出现了以《南船纪》和《龙江船厂志》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船舶、造船技术、船厂生产管理方面的著作。这些都说明了明代造船业之发达,技术之进步。但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朝我国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造船技术也随之衰落。
总之,推动技术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需求决定技术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技术基本不会得到发展。
这对于当代中国技术发展的启示是: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社会因素的协调,调动社会积极性去推动技术发展。
7. 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外儒内法,兼之以道”,儒、道、法三大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它们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
表面上看来可以理解:
儒、道的人生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主动积极、后者被动消极。因此,“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双方看似是对立的;
至于儒、法,则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积极入世,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出谋划策。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方式的区别:儒主张由内到外的主动性,法信奉由外至内的强力约束。
但在实际上,三者之间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而且互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孔子、孟子、荀子。三人既一脉相承,同时在具体观点上又有所演进。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但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原创。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对当时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痛心疾首,因此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他的结论是这样:之所以社会动荡,是因为周天子的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礼乐废,诗书缺”;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拾周礼,尤其要明确宗法制、确定名分,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人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守规矩,不越位、不僭礼;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了。
简而言之,孔子就是主张人们自觉自愿地分等级、守规矩。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暴力统治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注重德、礼来实现。
德就是道德,这一理念源自于《尚书》。这本著作中,记载了上古尧、舜、禹几位圣君的事迹,以及夏、商、周三代重大政治事件,重点刻画了这些明主的高尚道德:尧、舜、禹都凭借一心为民的品格受到万民敬仰,由此也为后代帝王创立了榜样;夏、商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末代帝王荒淫无道、道德败坏。因此,西周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经常教导周成王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
因此,《尚书》被封为儒家经典,而周公旦则被视为儒学奠基人,被儒家推崇备至。孔子认为,要实现大治,君王必须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核心在于施行仁政。
什么叫仁?“仁者爱人”,将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最终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状态。
此外,孔子还强调“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即使自己有欲望时,也得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基于以上观点,儒家要求君主、官员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行为规范,最终实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者的和谐统一,构建起—套完整的儒家政治伦理。
而孔子以德治国的目标,是达成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而孟子、荀子,则是其后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身处战国,那是一个人性暴露无遗的空前大争大乱时代。孟子的最大理论,就是总结出性善论,即我们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依照这种前提,他主张依靠人天生的善,经过教育后培养出仁、义、礼、智四德。
同时,基于人性本善,孟子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他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对待人民的方式视为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
但他的仁政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让百姓具备生活的条件,然后再进行人伦道德教化,从而实现社会秩有序统治。
孟子还有一句经典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说白了,就是对阶级进行明确划分,统治者、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因此,这一理论自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后人称呼“孔孟”,俩人成了儒家的宗师。
荀子也是战国人,但他跟孟子完全相反,主张性恶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追求欲望的,但现实社会的物资有限,两者的矛盾必然会诱发纷争,这就形成了人性本恶。
因此,荀子秉持“人定胜天”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对人性进行改造。他所指的教育,除了礼义道德外,还要加强外在强制力量,也就是刑法。“治之经,礼与刑”,他把礼与刑视为治国的根本,由此可见,他具备法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培养出了两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子。
下面先聊聊道家。
道家有个典型特征:反对社会进步。创始人老子认为,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即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则主张“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也就是说,人们要彻底回归自然,回到最初的状态,社会才会安稳。
道家的理论基础源于“道”,这个字眼指的不是道理,而是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本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自然运行的,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这就是道的“无为”性质。
以此为依据,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境界。这里的“自然”不是如今概念中的自然界,而是相当于事务的“本性”,即没有人力干预的初始状态。道家看来,天然远胜于人为,无所作为、无心而为、任性而为等都是“无为”。
而要做到“无为”,必须“无智无欲”。欲望是造成社会混乱和罪恶的根源,所以统治者应该“少私寡欲”。但在同时,道家认为人天生带有欲望,因此也肯定合理的“欲”,但绝不能不能贪欲、纵欲。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逻辑。
而这种理念的最好实践,莫过于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事实证明,在常年的战乱与纷争后,统治阶层顺应民心、不乱指挥,反而是最好的治国方式。
由上可见,虽然都是为了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儒、道主张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推崇教化、灌输理念,后者主张顺应本性、无所作为。
那么,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的吗?并不是。
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并赞对方如人中之龙;他甚至也肯定“无为而治”的概念,只不过他的无为,指的是“德化”的无为;
儒、道都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自有运行规律,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后者则认为要顺应规律,这才能让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而法家则比较特殊。
首先,那些法家代表人物要么研修过儒家学说,比如李悝、吴起都曾拜在“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门下学习,李斯、韩非子都曾是荀子的弟子;
而同时又有一些人曾追随道家学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申不害、韩非子都曾学习道家理论。(韩非子确实博学)
可以这么理解:法家汲取了儒、道的合理之处,却又针对它们的短板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和儒家一样,法家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也都主张明确等级、强化君主地位。但区别在于,儒家主张品德教化,靠自觉;法家信奉外力,主张利用赏罚威逼利诱。
其实法家的这一观点跟荀子有些相似,主要的差异在于,荀子主张礼制为主、刑罚为辅;而法家只强调严刑峻法,对礼制那套毫无兴趣。
原因在哪呢?
商鞅有句经典的话:“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即: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对方却不会因此也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却不能让对方跟着学会关爱别人。因此,在他看来,儒家那套就是自欺欺人了。
而韩非子同样直接。儒家主张用贤者治国,这没问题,但世界上有几个贤人?相反,只要经过训练,懂法令、执行法令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对比之下,哪种方式更靠谱?
韩非子还质疑仁政的有效性。“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君主爱民,极致也不过于父母爱儿子;但“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熊孩子,父母也只能束手无策。但是,面对再熊的孩子,一个官吏拿着绳子就能让其服服帖帖。
因此,虽然目的类似,但法家摈弃内在教化,转而主张外力胁迫,也就是用惩罚约束、用奖赏驱使,这一方式简单粗暴,也被证明了显著效果。但由于过于强调人们对利益、欲望的渴求,忽视了人们区别于动物的精神追求,法家体现出了自身局限性。在乱世时是万金油,在治世就显得“刻薄寡恩”,秦朝之亡就是教训。
此外,法家与道家也有一定的关联。韩非子将“道”引入政治领域,不过他的道,指的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
三大学派都在历史上得到实践的机会。
战国的大争之世,方式直接、见效快的法家备受青睐,被各国争相采用,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笑到了最后;
秦朝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灭亡后,道家顺应汉初的客观需要获得了实践的机会,也造就了辉煌的文景之治;
但随着汉武帝的即位,有鉴于无为而治难以吻合帝国发展、扩张需求,一直备受排挤的儒家思想终于得到了出头之日,经过董仲舒的改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祖传秘方。
但在实际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实际采取的都是外儒内法、兼之以道而已;法家确实好用,但要注意吃相,所以对其进行了仁义、教化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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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胜员工守则读后感,这样的员工该不该留?
对于题主提出的提问,人品不行,做事还行,这样的员工要不要留?何以来鉴定人品差还是好,标准是什么?
人品没有绝对的优劣,立场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同,而造成了为人处事的判断不一样罢了。
看来题主应该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正在为这个事发愁,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想留下员工完全就靠你一句话。
但看你的提问,你左右为难,那么我们来分析下现在职场上人品不好的几个表现。
职场人品表现不好,原因分析1、会做事,会发牢骚,经常传递负能量
这种员工虽然他很会干活,但是他会边干活边发牢骚。他在边干活边说,这工作做了有什么用呢?又不会带来经济效益,这么麻烦,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他这样边说边做,这样很容易造成与他一起共事的员工大家心情就很不愉快。大家心情不好,办事效率低,影响整个团队。
2、错误是别人的,成功是自己的
这种员工在工作中如果出现一些错误,明明是他负责的,他会赖在其他人身上,会说这不是他。
之前有个同事小李,他写的文章原稿没有错别字,经过小张修改,错别字出现好几个,被领导发现后,他就赖给小李,而小李拿出原稿看,发现根本就是他的错,却被他冤枉,搞的小李非常难堪。
但是在邀功方面他又非常的厉害,做的对都是他的功劳,搞的大家对他非常不满。
3、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这类员工在单位很多,当面会说这个同事怎么好怎么好,但是转过身之后就会跟别人说,这个人怎么不好。
还有,这种员工,它具有鲜明的两面性,对待领导和颜悦色普通笑面虎,对待同事脸就很难看。
4、虽然会做事,但是总是斤斤计较
单位有些员工,十分计较,该她做的事她会做,但是多一点点她就不肯做,比如打扫卫生,顺手搞一下都不肯。
所有的同事都觉得,跟他合不来,只要分配工作跟他一起干,大家都不愿意。
人品不好的表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虽然人品不好,但是因为会做事,也没有影响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还是可以留下来继续胜任他的本职工作。
对于这种人品不好的人,作为老板,应该想办法引导他们走上”正路”。1、开展一些凝聚人心的活动
如组织单位同事带上家属孩子,大家在一起,动手包包水饺,烤串,而他们在家属孩子面前对自己的缺点肯定会有所收敛,大家可以客气相敬如宾,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动手中增进同事之间的友谊。
2、适当的表扬
对那些人品不好,但是做事还可以的员工,对他们做的好的一面,老板要经常性的进行表扬,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公司的重要性,也可以让他们上光荣榜,上的次数多了,自己也会向优秀看齐。
3、优势互补
安排这些人品不好会做事的人与不擅长做事的人品好的同事在一起,互相配合做一些工作,双方可以互补。
人品和能力,你认可哪一点?品格能决定人生。它比天资更重要。能力很重要,但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
人活在世上,活的就是自己的人品。人品是底子,行为是面子,只有底子好,面子来映衬,人生才有更多的可能。
好人品的人值得信赖,好人品拥有好人格,更值得受人尊重。人品往往比才能更重要,厚德载物才能走得更远。
做事情,良心比金钱更珍贵。心地善良受人欢迎,人若不善,心若不正,就是大富大贵,也不讨喜。
俗话讲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和什么样的人接触,潜移默化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你来说,你是认可他的能力还是认可他的人品。有才能的人多的是,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综上所述,人品不好的人虽然有上述的一些不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从思想上引领他们从行动上感化他们,让他们逐渐的转变自己的错误的思想,不断完善自己的人品,让自己不在令人”讨厌”。最主要的决定权还在于你,你认可他的能力,从能力角度出发还是考虑人品,以上是我的观点,仅供参考。
如果认为我的观点正确,请评论点赞。#职话人生第四季#
2. 假如三国西蜀庞士元未失?
那三国局势可就精彩了。
庞士元就是庞统,郭奉孝就是郭嘉,周公瑾就是周瑜,三人中郭嘉年纪最大,死于207年随曹操北征乌丸回程途中,死的时候38岁;周瑜次之 ,死于210年准备出发西征益州的途中,死的时候36岁;庞统最小,死于214年随刘备包围雒城时被流矢击中,死的时候年仅36岁。
郭嘉如果不死,肯定会随曹操南下荆州,参加赤壁之战。
周瑜如果不死,肯定会继续西征益州,攻打刘璋。
对于庞统,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庞统在周瑜在世时,一直是周瑜的幕僚,不仅参与了周瑜的战略规划,而且参与了赤壁之战,周瑜如果不死,庞统根本就不会投靠刘备,也就是说周瑜如果不死,庞统根本就不是刘备的部下,而是周瑜的部下,而且很有可能在210年随周瑜西征益州刘璋。
这样说有点乱,我们回到公元208年这个时间点,如果三人都不死,那么郭嘉必然随曹操南下参加赤壁之战,而庞统辅佐周瑜也参与赤壁之战,与刘备联盟一起对抗曹操,那么三人的第一次交锋就应该是赤壁之战。
有郭嘉在,曹操是否能打赢赤壁之战呢?
郭嘉的职位是军师祭酒,也就是高级作战参谋,郭嘉最大的作用就是替曹操出谋划策,以便让曹操作出正确的决策,而曹操能否做出正确决策,以打赢赤壁之战,完全在于曹操个人能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而不在于郭嘉。
曹操在占领荆州后,准备继续顺江而下,向东讨伐刘备与孙权时,曹操的谋士贾诩曾经劝阻曹操,说应该安抚百姓,等待时机,曹操不听。至于其它的谋士有没有提出类似的建议,史书也没有记载,而程昱曾提醒过曹操,孙权肯定会与刘备联合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这仗不太好打,那个时候的曹操显然没有在意,就算是孙权与刘备联合起来,照样要打,而结果就众所周知了。
那么郭嘉能否阻止曹操发动赤壁之战呢?个人觉得不能,那个时候的曹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费吹灰之力拿下荆州,如果再拿下江东,那么统一天下指日可待,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个人一得意就会忘形,无论他是雄才大略,还是碌碌无为,都会犯错误,曹操这个时候恐怕除了打仗,谁的意见也不会听了,那么结果只能是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如同历史上发生的一样。
我们再回到公元210年这个时间点,周瑜不死,那么接下来他的计划就是西征益州,但如何解决刘备的问题,是周瑜面对的一大难题,不解决刘备,等于他的后方无法安稳,因为刘备才是一直想取益州的,等周瑜一走,到时候偷袭荆州的,就不是孙权,而是刘备了,而且有周瑜在,刘备也借不到荆州了,历史上就没有借荆州一说了。
周瑜怎么处理刘备呢?这个时候庞统向周瑜献:上、中、下三计。上计是以酒色腐化刘备,并软禁刘备,调用刘备的部将。中计是杀了刘备,吞并刘备的部将与地盘。下计是与刘备一起征伐益州,双方共分益州。
周瑜向孙权请示,结果是孙权否定了上计,那中计更不可能实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下策,双方继续合作,一起攻伐益州,双方约定:打下益州后,刘备得汉中、蜀郡、犍为郡、广汉郡等长江以北及成都附近郡县,而东吴得到巴郡、巴西郡及所有长江以南和成都以南的郡县,双方划定势力范围,约定共同出兵益州。
就这样,庞统、周瑜、刘备一起西征益州,两年时间拿下益州、汉中,双方各按划定的势力范围驻守地盘,期间刘备得到法正,法正建议刘备偷袭周瑜,将孙权势力赶出益州,全据益州,再图关中。
当时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刘备有荆南四郡和益州一部分,孙权有江东、荆州南郡及益州东部,那么刘备如何才能全据益州吗?丢掉荆州四郡吗?
双方地盘这样互相交错,即使不偷袭,早晚也会发生战争,法正建议刘备先下手为强,以荆南四郡兵力偷袭南郡,全据荆州,以益州兵力偷袭周瑜,全据益州,事出突然,由于刘备早有准备,孙权节节败退,一边对抗刘备,还要一边防御曹操,孙权不得不向曹操求援,曹操的机会终于来了。
曹军后分两路,一路沿襄阳南下荆州,另一路沿长江逆江西进益州,三方混战,由于曹操实力更加强大,且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操先后击败孙权与刘备,但却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候孙权与刘备都意识到再次结盟的重要性,双方在战争期间又结为同盟,一起击败曹操,这个时候三方反而形成了稳定的地盘,刘备占据益州及汉中,孙权占据扬州和荆州除南阳郡外的地盘,曹操仍和之前一样,从此天下三分。
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3. 中国古代王朝构成?
夏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1、中央层面:夏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下设分管各个领域的文官。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第一个朝代,尝试了在管理层面的探索2、地方层面:施行分封制,分封诸侯国,诸侯国隶属于夏王朝但拥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在政治上为从属关系,经济上为贡奉关系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夏朝处于部落联邦制到封建国家的过渡期,分封诸侯且诸侯国自治在客观上给了诸侯国独立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
当日积月累,强大的诸侯国孕育自身实力,一旦夏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力不足以把控全国局面,夏王朝核心的能力不足以震慑诸侯国时,诸侯国便开始考虑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唯独等一个道义上的机会
于是,夏桀给了这次机会
商朝:不长记性的夏朝翻版,哀呼商汤
1、中央层面:商王为最高统治者,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相来辅佐商王,通过设立四大类政务官来统管全国事务
2、地方层面:类似夏朝,分封诸侯国,诸侯国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可以具备自己的军事力量
3、探讨其灭亡原因:
组织管理机构与夏朝基本一致,仅在中央政府层面更加精细化设置管理岗位
所以在诸侯国方面依然存在和夏朝一样的问题,对诸侯国疏于管理或者说难以实现真正的管控,导致诸侯国具备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可能性,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便可揭竿而起
于是,商纣给了这次机会。商汤在九泉之下要气得喷血
周朝:采用分封制与宗法制并存的管理模式
1、中央层面:周王为最高统治者,下设三公、六卿、五官等;周朝制定了两部法律:《宗法制》和《周礼》,试图通过道德和法律,对诸侯国进行思想上的管控和行为上的限制,这是相对于夏和商的进一步尝试,可惜在公元前就是个利益至上的时代了
2、地方层面:在地方上,分封制和宗法制并存。周天子以嫡长子继承,天子的子弟就被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诸侯的子弟就被封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其他子弟就获得士的身份。周朝统治序列为周天子—卿士—诸侯—卿大夫—士—国人,卿士辅佐周天子执政,诸侯世守其国,卿大夫辅佐诸侯治理国家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在夏商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尝试,组织设置相对更加完善,且尝试通过道义和法律来控制诸侯国
但是宗法制的存在直接导致诸侯国越来越多,同时意味着周王朝的管理成本越来越大,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于诸侯国已经难以实现有效的管控,周王朝存在的形式大于意义,更多的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博弈与争斗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加速了西周的灭亡;而东周自建立之日起,便已经是各大诸侯国自己玩儿的局面了
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奈何胡亥……
1、中央层面:秦朝首创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制为中央官制,管理层级意识加强,中央集权意识爆发
2、地方层面:秦朝虽然一共只有十五年,干了两届(不算子婴),但上的全是硬菜,统一全国就不说了,修长城、开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千里驰道、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郡县制!
秦朝刚成立时,在对地方的统治制度上出现了分歧,老派官员坚持继续使用分封制,但是负责司法的李斯提醒始皇:
皇上,您想想夏商周是怎么完蛋的,如果施行分封制,前三代还好,毕竟是皇帝您的子、弟,但三代之后,情谊疏远,诸侯远离统治中心,难免心怀叵测;再过三代,实力渐厚,天子也难以制约;春秋时有一千多个国家,战国时分分合合也有几十个国家,您应该不想让您的子孙也要重复您的故事吧。不如趁现在统一全国之际,把全国的统治权都牢牢控制在中央层面,让天下只有一个统治中心,从体制上直接杜绝地方诸侯国做大的可能性。
始皇一想,对呀,寡人制服六国已经耗费了大秦几十年的积累,焉能在大秦的统治下还存在出现另一个“大秦”的可能性。
于是自秦开始,摒弃分封制,施行郡县制,郡和县的主要官吏直接由中央任免,把对全国的控制权收回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中国历史自此朝着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来的汉朝基本搞的就是秦朝这一套。汉朝的一切,秦朝都已经铺好了路。长城也修了,驰道也通了,灵渠也开了,制度都定下了。可笑的是汉朝竟然还想开倒车,刘邦称帝后马上就分封天下,有人反对,最终搞了一个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体制。刘邦死后吕后篡权,分封吕氏外戚,吕姓王又被刘姓王干掉,刘姓王又被削藩,前前后后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引起了七国之乱,把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坑得够呛。不过这是后话,在下面汉朝的时候再聊。
3、探讨其灭亡原因:
从分封制到郡县制是一个跨时代的改革,它意味着我国历史上王朝的组织管理机制告别原始阶段,开始逐渐摸索成熟的管理机制。但是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这一动,难免就牵扯到一些利益,会引发动荡
施行郡县制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度加强,但是秦二世的能力极弱(若长子扶苏能够继位,也许秦朝是另一番模样了),宦官的辅佐让秦的管理方式更加粗暴,统治者忙于宫廷斗争;再加上民众经历长期战乱尚未休养生息,又逢残暴无能的中央政府,在起义或者死的选择下,各地纷纷举起起义大旗,最终推翻秦王朝的统治
汉朝:披上了秦朝的嫁衣,又被外戚、宦官和地主钻了空子

1、中央层面:基本沿袭了秦朝的中央政府结构,施行三公九卿制;需要注意的是,汉朝中后期,为了强化皇权,也由于皇帝能力有限,皇帝将由自己宫内亲信构成的尚书台权利强化,弱化了三公九卿权利,在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权利甚至高于三公。而尚书台大致也是后来尚书省的发展前身了
2、地方层面:
初时开了倒车,高祖称帝后实行郡国并行制,立即分封刘姓诸侯王,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在封国内独揽大权。这样的设定给孙子汉景帝挖了个大坑。高祖死后吕后篡权,强行分封吕氏外戚为王。刘姓王不干了,辩其不义、吞其土地、夺其权利,驱逐吕姓。那皇帝又不干了,仗让你打了,名声让你拿了,土地和钱还特么归你了,这哪行。汉景帝第二年就着手准备削藩,七位刘姓宗室诸侯王为抵抗削藩,联兵反叛,但最终被平定。自七国之乱后,诸侯国仅为荣誉封号,再无实际统治权力
但是平心而论,我确实觉得汉朝的地方政治是比较完善合理的,往前远胜夏商周,往后超越唐宋元明清。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
先说地方政府设置:汉代地方政府共分两级:郡和县。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纵向对比一下:唐朝玄宗时期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三百五十八个州;如今一省之大堪比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大家可以自行琢磨一下。所以单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论,私认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
再谈地方政府官制: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再进一步就是三公。当时一百多个郡,太守和九卿地位平级,且汉代郡太守县令长可自行任用下属官员,具备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并不十分觉得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郡县之治反而颇为称道。纵向看唐朝: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地方官地位低、权力轻,州刺史地位远低于六部长官,州刺史唯一所盼便是升迁。但是唐朝时期县分上中下三等,州分上中下三级,由下到中,由中到上,看似升了几级,实际无甚变化。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
于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汉代地方最高长官为郡太守,而唐朝地方实际最高长官竟是中央派下来负责监察的观察使(实际上成为了比州更高一级的地方长官),边疆最高长官便是节度使。既是中央派下来的,那军事权、行政权甚至用人的权力便也在其之手,本意监察实为掌控,那观察使、节度使不断做大也在情理之中了。清代的巡抚也大致是这个意思了。这就值得深深意味了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对于能力较强的皇帝如高祖、文帝、景帝和武帝,能够掌控各级机构,实现对中央权力的控制,但是对于能力较弱的皇帝,尤其是汉朝出现多位娃娃皇帝(那为什么会出现几位娃娃皇帝,又是值得意味的好玩儿的事儿了),由于实际能力不足,会过于仰仗尚书台的支持和辅佐,直接导致尚书台权利膨胀,外戚和宦官伺机利用执掌尚书台的机会攫取权利,弱化皇权,导致中央管理崩盘
外戚和宦官扰乱朝政的同时,对于民间就是一种灾难。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民愤不断,地方武装兴起,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各地起义,让中央再也难以控制。地主军阀和起义力量最终加速了汉朝的灭亡
晋朝:存在感极弱的司马氏王朝

1、中央层面:皇帝为最高统治者,摒弃三公九卿的管理模式,设置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分管全国政事,在不同时期会视情况强化或弱化某一省的权力以达到平衡和控制。三省制现雏形,为隋唐三省六部制奠定了基础
2、地方层面:仍沿用郡县制,因地方权力和规模不断扩大,增置州刺史或州牧,增加州一级高于郡县级,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层级。其中州郡主要官员仍由中央任命,部分县级官员可以由州郡长官任命
3、探讨其灭亡原因:
自司马氏篡权至晋朝消亡一共一百五十五年(从司马炎篡权开始算,若要从灭吴开始算那也就140年),在大一统王朝中仅比秦、隋、元更长,秦隋是因为二世祖太差,元朝那更像是蒙古人民来中原游玩了百年,而晋朝东西两晋一共15任皇帝,加起来一百五十五年,和平时间总共也就11年(280年灭吴统一,291年就八王之乱了),316年北方就被匈奴占领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司马氏也是够差劲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多差劲
汉朝是怎么没的,西汉末期王莽篡权,王莽怎么上来的,从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一)上来的;东汉董太师、曹丞相更是从三公位置上开始称雄的。那从晋朝开始,干脆就不要三公九卿了,就只设置三个省来干活儿,最终审批权还得在皇帝手里。这样一来减轻了中央政府的管理成本,相对提高了管理效率,而且皇权还凌驾于三省之上,保证了皇帝的权力。
但是,司马氏各位着实是不怎么样啊,皇权是足够高了,但是能力跟不上;这时候相对简单的组织机构就体现出了劣势,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是简单了,但是地方上加了州一级以后是复杂化了,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过于局限,另一方面中央官员的减少就直接代表着地方藩镇官员的增加,有野心的地方统治者就有机会发展自身的实力并逐渐蚕食晋朝。东晋后期朋党相争不断、民众起义不停,终于由刘裕终结了晋朝
内部斗争不断的同时就给了市场上外部竞争者机会,少数民族同胞们觊觎中原多少年,到了晋惠帝终于忍不住了,五胡乱华,把晋朝赶到长江以南,南北朝局面渐渐形成。
隋朝:呜呼隋文帝辛劳一世打下的基础,哀哉让隋炀帝做了老好人一把送给了李唐

1、跟秦朝惊人的相似,隋朝一共不过三十多年,也是两届政府,一代隋文帝杨坚,二代隋炀帝杨广,干的也全是硬活。 大局面上统一中国,结束动乱;政治上施行三省六部;基础设施上开大运河;官制上首创科举制。
先说科举制,隋朝以前选官制度叫察举制,就是上面来人察一下,看到不错的就推荐。那都察谁啊?肯定是察自己家亲戚呗,要么就是有钱的呗,没关系又没钱的基本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所以,隋以前全是世家大族,袁绍家四世三公,同样显赫的还有司马氏一家,上层建筑全被大家族承包了,社会基本没有流动性。但是搞了科举制以后,大家凭本事考,虽然也会有猫腻,但是垄断就很难了。但是一旦不能垄断了,肯定也会有人不乐意啊:我辛苦大半辈子不就为了能够荫蔽子孙么,你现在说改就改,经过我同意了么!不让我儿子当官,我让你儿子当不了皇帝,或者干脆让我儿子直接当皇帝。所以隋朝后期世族门阀或勾结起义势力,或自己揭竿而起。
到了唐朝,那就是又照搬了隋朝的一切,成就了盛世。李世民还天天发朋友圈,笑话杨广,开隋朝的批判会,说杨广夺位。这就是江湖规矩,占了便宜的往往要再猛踩一脚。不过没关系,反正他们是亲戚,互黑很正常。
2、中央层面:新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对地方的控制。六部制一直沿袭到清朝
3、地方层面: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郡,裁汰了大量多余官员,提高行政效率。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任用权一直归吏部所有。同时,每年吏部要对地方官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在人才选拔上,初创科举制,建立了新的人才选拔机制。
单从这个层面来看,隋文帝简直就是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先稳定局面(统一全国),然后定规划、建制度(减轻民间压力)、优化组织结构(三省六部制)、精简管理层级(合并郡县)、建立绩效考核(吏部负责考核官员),顺带还优化了选人育人机制(科举制)。
4、探讨其灭亡原因:
旧话重提,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动大手术的,且文帝这场手术直接切在了门阀和世族的要害。门阀对科举制度严重不满,频与其他势力勾结,对抗皇权。每次改革都得用血铺路,若想得知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抵抗力量究竟有多强,请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等等。
隋炀帝从文帝手中接管局面时,国家已经一统,制度日趋完善,人民休养生息。杨广一看:挺好,谢谢老爹,我可以放心折腾了,于是建东都、凿运河、征高丽。虽然这些从后世看来是利在千秋,但是奈何苦在当代,隋炀帝又是个不折腾会死星人,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稍微稳固一点点的统治基础立马就毁于一旦,最终将革命果实拱手送给了李唐
唐朝:可爱可悲的盛唐。李唐以后,再无盛世

1、中央层面: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体制已经非常完备。管理核心在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主负责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负责政策的审核复奏,尚书省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吏部负责管理官吏,礼部负责祭祀、礼仪和外交,民(户)部负责管理土地、户籍和财政税收,兵部负责武官管理、军事物资管理,刑部掌管司法,工部掌管工程。此外,御史台作为国家监察部门,负责监察六部和地方。说来尚书省也算是悲剧,政策是人中书提的,对政策的审核是门下干的,尚书省参与不了最高决策的制定,只负责政策的颁发执行。回过头来,御史台对中央的监察只对尚书省六部监察。
唐朝的组织结构设置达到了中央集权的新高度,体制相对完备,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中央组织机构趋于成熟
2、地方层面:沿用隋朝州县制,但是如上文所言,唐朝的州县长官并不比汉朝的郡县长官般具有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州县的一切官员由中央直接任用,州刺史县令长没有人事权利,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为监察地方,由御史台将全国分为十道,派遣观察使负责观察地方行政。名为观察,实际上就是常驻地方了,成为了地方最高长官,凌驾于州刺史之上。名不正、言不顺,但中央集权着实是做到位了,呵呵。若观察使观察边疆且在边防重地停下来,由中央任命其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这就是节度使了。节度使在其地域,掌管军事,负责财政,顺便作为中央官员把用人的事儿也管了,这就是“藩镇”了。
本意在于中央集权,由中央官员直接管理地方,最后却尾大不掉。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稳固。唐室之崩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多说一句,清朝设置巡抚与此情形简直一般模样
3、探讨其灭亡原因:
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设置确实一骑独尘,远胜秦汉,部门职责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三省六部一台、九寺五监官员职权分明
主要问题出在地方层面。中央想集权,于是派遣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是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安史之乱因此而生,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收到重创,更加无力抵抗,唐朝灭亡后割据势力也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局面
在此多说两句私货,依我国土地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实不宜过分的中央集权。再拿唐与汉相比,似乎唐的中央行政着实优于刘汉,但地方行政却又不如了。这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各个朝代要如此设置自己的组织机构呢。
我们回顾汉朝是如何崩溃的:中央治理不力,外戚宦官篡权,在中央层面出了问题。那如此来看,唐朝在中央层面加强也就不意外了。再往后看,唐朝受制于地方藩镇的军事力量,那到了宋朝太祖上来就杯酒释兵权,开始文人治国,其中的逻辑也就解释的清楚了。那再纵观历史各朝代,有意思的地方就更多了,我尽量在文末做总结的时候列出来个人的感悟与各位共同探讨
4、多说两句
从官制,到考试制度,再到财政制度,再到军事制度,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点(其实隋本有此机会……)。对唐朝也是值得更多的考究的,在此引用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唐朝制度探讨时的一段话,希望各位也能感觉有点意思。
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罗马。但李唐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史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般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
宋朝: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文化复兴的军事弱国

1、中央层面:三省逐渐消亡,中书门下设政事堂,为最高行政机关;军务收归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称两府,为宋朝最高管理机构。此外,财政大权集中在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合称三司)。中央政府的用人权原本在吏部,即在宰相下面吏部尚书的事,宋代却又另设一个考课院来负责用人的选拔。中书则为宰相,自宋朝始,宰相不再掌管军事、财政和用人之权。
宰相权力旁落代表着君权的提升。宋太祖在后周时不过是一个殿前都检点,就是一个皇帝的侍卫长。一夜之间突然做了皇帝,而像他这样黄袍加身做皇帝的,宋太祖已经是第四个了。五代时期,军队要谁做皇帝,谁就得做。现在不再动乱了,要开始尊王,要让所有人知道皇帝不是谁要做就能做的。于是宋初的宰相也会刻意谦逊,捧起皇帝。大小事宜必须经过皇帝同意方可去办;大小官员必须经过皇帝认可方可上任;大小制度必须经过皇帝审批认同方可颁布。
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来汉唐中央政府中有这样一个链条存在:

在监察机构中,有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叫做谏官。谏官自汉代便有了,大抵是挑选年轻后进,有学问、有气节,而政治资历并不深的人充任,他们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宰相有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让这些小官来讲出。这样一个小小的链条,其中蕴含的政治艺术却相当丰盈。
但是到了宋朝,这些谏官脱离了中书省,不再受宰相的管辖和提拔;反而由皇帝直接提拔,故而不再谏诤皇帝而是谏诤宰相。【这里多说一句谏官的特点:谏官本来就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儿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说话,不说话才是不尽职,讲错话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位低权轻,本来就是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见识有胆量能开口的才做谏官。就算他们讲话讲错了,那最多就免职,但是免了职以后反而会声望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说,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黑他们便说白。开开嘴炮还不用负实责,一不小心被免职了对他们来说还是好事儿,那还不拼命喷宰相啊。】宰相不管做什么都有人反对,同时又要对付皇帝,那相权的旁落也就是必然了。
还有一个大前提,宋初时太祖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设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这种种措施,明显有不合理之处,但是五代以来武力盛行、学术中衰,大家都忙着活下来,哪儿有功夫和能力去念及王朝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对以后发展的影响,所以虽然有人觉得宋初的制度和唐朝好像不一致,但是也并不知道怎么才能合理,这就埋下了隐患。宋初读书人是人又少能力又弱,丞相赵普半部论语治了天下,但是慢慢的读书人就多了,懂得历史、政治、学术的人就多了,尤其到了仁英神三朝,大家发现不对劲,开始琢磨如何变革。但是这时候距离开国已过数代,积势已成,急切改变反而效果不好,范仲淹失败在前,王安石失败在后。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积势已成,二来想必也有谏官严厉反对的因素,就算神宗很信任王荆公,竟也终究抵不过谏官们无数张嘴,终于谏官得胜而王荆公落败。此风盛行之下皇帝、政府和民众均不乐意了,皇帝支持的人竟然都无法得胜,政府这般努力竟然都无法对抗区区谏官,民众更是对这群位低但是嘴脸嚣张的人不满,于是在多方打压下谏官终于渐渐退出主要舞台。但是如此一来,权臣又有机会得势,蔡京、童贯,这都是帮助大金国南下的好人。所以说,权力的游戏、管理的艺术在政治场上真是淋漓尽致。
2、地方层面:宋代地方政府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称为路,类似于唐代的道;中一级是府、州、军、监,类似唐代的州府;最低一级仍为县。有几个特点:
一是其实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有隶属于中央的官员来兼管地方事。自五代以来,地方行政长官本都是军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把各将官的兵权削了,武臣不再带兵也不准再管地方民政。比如州府,原来的长官是武臣,比如说江苏督军,实际上中央保留你的职位,但是不让你管事儿,请你来中央住,实际上再派一个文臣去管江苏的事儿,这个文臣就叫知X州事、知X府事。这些知州知府实际都是中央官,只是被派来兼管地方事。
二是宋朝的监察制度更加奇葩。我们上文讲过,唐朝派遣地方去监察的人叫观察使,后来渐渐变成地方首长了。到了宋朝更奇葩了,这个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叫监司官,且每一路共有四个监司官,称为帅(安抚使,掌管兵工民事)、漕(转运使,掌管财政)、宪(提刑按察使,掌管司法)、仓(提举常平使,掌管救恤民众)。唐代的州县,只奉承一个领导就行,到了宋代就要奉承四个领导,知州知府们的日子料想也不会太好过。这四位都是中央派来监管指挥地方的,这四位里以转运使最重要(毕竟从字面看可以扭转运势【认真脸】)。宋朝的地方财政除了本地政府支出外,是要全部上交中央,地方不留存储。那转运使就负责把地方的财富转运到中央去,其中利害,可想一斑,宋朝发展后期,转运使就逐渐涉及监察、行政、边防、治安等事务,隐隐成为最高长官。
三就是宋朝地方的财政。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政集中,而用人权则早在唐代就收回中央了,地方日渐贫弱。平常就很艰苦了,那一旦出事儿,就出大事儿了。所以金兵南下,汴京一破,势如破竹般横扫北方,直接把赵构打到了长江以南。回看唐朝,安史之乱时,两京俱失,但是依仗其州府的积累,还有办法存活。但宋朝,哎。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地方薄弱。中央的高度集权导致地方失去了军事权、财政权、用人权,又没钱又没权力赚钱,平常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一旦出了事儿,那可就是大事儿了。金国南下破汴京以后完全是势如破竹,没有任何阻拦最终被长江拦住。依黄河而立的宋朝马上变成了依长江而立的宋朝。
严格的重文轻武。
宋朝统治者既担心养出藩镇势力,又担心武将做了宋太祖第二,所以想尽各种办法限制武官,同时五代时期国家饱受军人之祸,于是自打宋代开国起就强调尚文轻武,宋朝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尊重文臣士大夫,连谏官都能那般容忍,话说到这儿,也正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宋朝竟然能够实现文化的复兴、思想的发展、甚至连文学艺术和科技创新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也算是一种成就罢。唐代武力昌盛,宋代便如此矫枉过正,历史的有意思之处着实众多。
宋代武将最有名的大概是狄青了,但是回顾狄青的官路:行伍出身,立功不断,最终出任枢密使四年,最终竟抑郁而终。功如狄青,在宋朝时期也是备受猜忌,抑郁而终,这便是宋朝大多数武将的缩影了。地方负责军事的督军,中央不让你在地方呆,在汴京给你弄套房子,行了你在这儿住着吧,工资照样给你发,补贴一分都不少你的,但是你别想着去地方管军队了,老实在皇帝眼皮底下歇着吧。这样一来督军没法督了,那总得有人去督啊,没关系,中央派人去,这就是安抚使了呗。宋朝为何这么多官,可见一斑了吧;还有禁军中负责戍边的武将,这没办法人家毕竟要负责保卫边疆,你这不能把人限制在京城了吧。没关系还有办法,武将动不了,我把你手下的兵动一动,宋朝的兵制中,负责戍边的军队,绝无可能在同一地方久呆,今年你在河北,明年就把你调回中央,后年把你放去山西。于是乎,宋朝虽然不是年年打仗,但是单从军费支出上看就是年年打仗的消耗,而且如此下来兵不习将、将不习兵,这军队战斗力怎么提升;再说到具体打仗的时候。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将帅有统兵之权。前方有什么重大军事想法那是要申报枢密院审批的,而且历任枢密使除了狄青以外基本都是文官,所以宋朝这军制生动地给我们阐释了什么叫贻误战机。
军事方面。本来只想探讨组织机构的,但是说到宋朝的灭亡原因的时候,难免要说到军事了
首先得提一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整个宋朝就毁在他一个人手中。自他以后,中原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由于中原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中原步兵们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骑兵的冲击,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直到整个大宋王朝走向彻底灭亡。赵姓同胞们请记住他的名字:石敬瑭,若不是他也许各位仍是王公贵族也说不定。石敬瑭此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特别大方地将北边险要之地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宋朝整体的都城选择、国防政策和国防资源都因为此举发生了变化。
都城选择:太祖定都开封,开封这个地儿,远不如长安,也不如洛阳。各位可看一下中国地形图,开封是一片平地,过了太行山以东尽是平原,骑兵过了太行山,两三天就能到开封城门口。宋朝之初算是没有国防的,那为什么建都开封,而不选择不远的洛阳或者更安全的长安呢?因为穷。宋朝建国之初,缺钱缺粮,急需从南方运粮过来,感谢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从扬州一路运到开封,但是开封到洛阳段的汴渠早已毁坏,宋又缺乏人钱粮物去修葺;又因为此时的长安早已一片荒凉,于是为省却粮运,故而迁就定都开封。当时宋太祖也提过说日后若有实力,国都还是要西迁的,但是没想到竟再无机会。
国防政策:宋朝的整体国防政策是偏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募兵主要用于防御。想开封以北是什么:长城、太行山,想主动出击对宋朝人民要求太高,被动防御已然不易了。说一可笑可叹的故事:檀渊之盟后,宋朝无法主动布置国防,只能奖励农民多种水田、多开水渠、在田地旁多种榆树杨树,只盼日后打仗了还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国防资源:这也是宋代的一个遗憾。北方作战定要骑兵,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东北和西北,往往高寒之地能出好马。但这两地,正好一个被辽国拿去,一个被西夏占有,与骑兵相关的精良铁矿也在东北塞外。缺少资源也是宋朝国防的天然缺憾。
总而言之,私以为,宋朝灭亡的原因就在于顶层设计。试图中央集权却害了地方,试图限制相权却养了谏官误了朝政而且最终竟还是有了蔡京童贯之流,试图尚文轻武却将武放得太轻,试图遏制武力最终却亡于武力贫弱。
但这也是历史的可爱与可恨之处,站在当下的角度,我们可以肆意批判,肆意点拨,肆意总结,但是回到千百年前,回到夏商周,回到秦汉,回到隋唐,回到两宋,能有魄力去改变、去探索、去适应,已然不易。在此,一面哀叹各朝亡朝的不幸,另一面只能以史为镜,细细琢磨老祖宗们留下来的宝贵的政治教训和经验。
元朝:蒙古同胞在中原的百年游

1、中央层面:沿袭过往设置,但是有所简化,中央组织机构设置相对简单
2、地方层面:首创行中书省(即行省)制度,行省即行动的中书省,行中书省是由中央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蒙古同胞征服中国后,不敢把政权分散,要完全集中在中央。所以地方政事,中央也要严格把控。如此一来,地方绝无大权,权力只在中央。所以说元代是由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蒙古同胞的政府地,就像早期英国与澳洲的关系一样。当然,这种行省制度也就方便进行军事上的控制,各地的军权也牢牢被控制在中央手中
3、探讨其灭亡原因:
元朝管理者缺乏管理意愿,贪图享乐,尤其是元朝后期,整个元王朝从上到下都透露着一股腐败的气味儿。蒙古族同胞最初打下中原是妄图将中原作为蒙古族的放马场,这些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从不认为在自己治下的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在灭掉南宋以后还经常考虑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杀掉,把土地用来放牧。最终未尝试将汉族人民驱逐出去的原因仅在于希望汉族人民接受统治、进行农耕商贸、按时提交税赋,以实现元朝统治者们坐享其成的目的。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可以用来收钱,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甚至什么也不干也得交“撒花钱”。从意愿层面来说,元朝统治者无心管理,不图国强民富,旨在统治和享乐,其出发点就值得哂笑了
组织设计有漏洞。地方加设行省一级,且设置行省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地方的行政、军事、司法权力。虽然是地方层面的组织机构,但是其官员和管理权限依然在中央层面,蒙古同胞对地方的统治主要是走心,想一出是一出,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唯一所求就是能够实现元朝核心的中央政府(或者说是皇帝)对地方的强管控。从组织管理与组织设计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是有极大隐患和不足的。纵向来看,私以为晋朝和元朝的组织管理机制最欠考量
管理手段简单粗暴。蒙古族同胞们在战争过程中一大特点是骑兵厉害,另一大特点是屠城。从东亚打到西亚再到欧洲,一直都是这一套,不投降必屠城,投降了也屠城。金全盛时(1207年)有户768万,蒙古灭金时(1234)剩下87万户,下降89%;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1267万,蒙古灭宋时剩下937万户,下降26%。粗暴程度令人咋舌。元朝灭宋以后,虽不用再打仗,其管理手段依然粗暴、原始、人性,统治者把人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实行等级管理制度。最高级的蒙古人杀掉一个南人,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一头驴子,如果南人没有什么背景,连一头驴子都不需要。当时的蒙古同胞们对汉族人民缺乏重视和尊重,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下过了60多年后,汉族同胞们在各地起义不断,最终由诛元璋同志推翻了元朝统治。
明朝:朕为你们打下的江山就这么亡了?!——朱重八

1、中央层面:丞相被撤,相权彻底湮灭,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直管明朝全面事务。
宋元时仍有皇权和相权的互相制约,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方面帮助皇帝统管大小事宜,另一方面又能制约皇帝的一些不靠谱的想法,但是造反专家朱老爷子并不是一个喜欢放权和信任下属的领导,所有事儿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放心,骂我我就打你,对我有意见就干掉你,想抢我的东西我连你全家都收拾了。
太祖自造反头子摇身一变为皇帝后,逐渐感受到造反和当皇帝的不一样了,造反的时候是没有后路的,大家脑袋悬在裤腰带上全都是为了日后可能的权利,而这权利得靠眼前的造反头子,所以造反的时候大家都听老大的;但是造反成功以后当上皇帝就不一样了,大家都没有什么负担了,太平盛世哪儿还有什么掉头的机会啊(当然,朱老爷子让手下们明白了老大永远是老大),就剩下争权夺利了,老大要是给我地位那是应该的,老大要是不给我地位那就不合适了,朱老爷子这时候发现反而自己当上皇帝以后,不是所有事儿都能自己一拍桌子都能定了,不是所有事儿自己说什么手下都能去干了,而且丞相还总是带头来反对他,文武百官竟然还支持他。奶奶的,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不就是为了当上皇帝爽一把么,不让我爽的都得死。
看看明朝开国二十年里,太祖先后以不同的原因干掉了左丞相杨宪、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后来也没有放过开国元勋李善长,连右丞相徐达将军也被赐了蒸鹅一只。所以私以为,太祖是先有了撤丞相这个意思,然后才有了干掉丞相们的举措,无非是为了彻底解决相权掣肘的问题。明朝洪武十三年,宰相胡惟庸因造反被干掉,被干掉六年以后又被加上了通倭的帽子,明太祖处理了胡惟庸以后,决定自他开始明朝永远不准再立宰相。
没有了宰相,没有了中书省和尚书省,六部最高的长官六部尚书就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二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都察院是原御史台化身而来,继续行监管督查职责。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七卿。七卿之外,还有一个通政司,一个大理院,总称明朝的九卿。通政司只负责管理管理奏章、公文出纳;大理院负责平反,刑法案件到最后判决不了的都可以去大理院平反。故刑部、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可以简称为三司),都是司法机关,如果朝廷有特别重大的司法案件,就由三司共同会审(琅琊榜中的刑部、悬镜司和大理寺也是如此这般了)。
在武官方面,废掉丞相以后,将原来的大提督府(类似前朝枢密院)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提督府,各提督府均为平级,分管不同地域。五军提督府作为军事机关,与兵部分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战时全国五大提督府只管带兵打仗,平日征兵调遣工作由兵部负责。
明代政府经过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都回归皇帝手中,帝王的权衡之术在此时演绎到了极致。但是皇帝一人毕竟无法完全管尽所有事,那么皇帝的秘书处就显得重要了。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们就是内阁大学士。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作为参考。成祖时,仍然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有活儿都自己干了,毕竟批一天的奏章已经比从北京打到南京要轻松多了。但是自明成祖起,再下去的儿孙,从小就生在深宫,不像太祖那般当过和尚杀过人,也不像成祖那般清过君侧打过仗,精力上自然是逐代萎缩,自然是不能像两位老祖宗那般万事亲力亲为。所以后来皇帝们对内阁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内阁的权力便慢慢重起来,内阁首辅也渐渐成为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
内阁大学士就是个五品官,所以通常内阁大学士都由尚书兼任,这样就是二品大员了。而且明朝的内阁大学士们通常都是太子的经筵讲官出身的,都做过皇室的老师。这样一来,明代的大学士(皇帝秘书)以六部尚书(政府行政长官)和曾任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的人来兼任,地位自然就尊严了,自然也比普通尚书要尊贵一些。
此外,明朝中央集权制度下还有一个特色的产物:厂卫。
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厂卫均为明朝内廷侦察机构。此为侦察,与都察院的监察职责可是大不一样。都察院负责对各部门各任职人员进行明面上的监察,就是看你是不是能够完成今年业绩指标、在完成业绩指标的时候是不是偷偷摸摸用了非常规手段、完成业绩指标的过程中有没有太过于欺负下属和百姓、在完成业绩考核的时候是不是顺道给自己留了一点富裕等等;厂卫不一样,他们关注的是你暗地里做的事儿,下班以后是不是辱骂领导了,是不是勾结同僚了,你今天收了谁的贿赂明天又贿赂了谁,以及一些刑事大案,他们可以绕过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直接对感兴趣的人进行侦查、控诉、提审、审判、执行。
这里也简单谈一谈厂卫的差异:
其一,锦衣卫是军队,同时负责了宫内的保卫工作,东厂、西厂、内行厂则不是军队性质的组织,而是纯粹的特务组织;
其二,锦衣卫的长官一般都由外戚或功臣担任,而东厂、西厂则由太监统领;
其三,厂卫并不是同级的,锦衣卫侦查一切官民,东厂负责侦查官民和锦衣卫,西厂监督东厂,内行厂监督东厂和西厂。
在明朝时,权衡之术确实到了巅峰,而这一切权力最终都控制在皇帝手中。那问题来了,厂卫是为什么出现的呢?丞相制度的废除导致皇帝政务压力巨大,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皇帝解决一些事情,而且忠诚度比较高;明朝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僵持,疏远和不信任是皇帝与官员的关系特点,那皇帝不信任大臣,自己一人又无法对整个官僚队伍进行有效的控制,职能利用身边的心腹来实现对官员的控制;宦官因为其身份特色,与皇帝有更多沟通的机会,对皇帝的心思又更深的揣摩和迎合,接近权力中心的这群人在明朝时也终于获得了一些权力。
总之,因皇帝的专权意识和控制意识,厂卫在明朝成为有特色的组织机构,发挥其重要的负面影响,严重帮助了明朝坚持走固步自封、保守传统的路线。
明朝的组织结构,最突出的是皇权专制,凡是阻碍皇权的都要被毁灭,包括丞相和一些内阁首辅;凡是得到皇权宠幸的都加速发展,包括厂卫和一些内阁次辅。保守、维护传统、维护皇帝的权力贯穿始终,控制、维稳、权衡是明朝演绎的核心词汇。
2、地方层面:
明朝地方设置与元朝类似,但是由于丞相被撤,中书省不复存在,行中书省就没法再叫下去了,所以把行省掌管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
在明朝,地方行政中最低一级为县,县上面是府州,这是第二级;府州上面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这是第三级。但是府州多而布政使司少,所以在府州和布政使司之间加了一级,叫做分司,地方组织共设四级。
明朝地方组织与职位设置有两大特点,也是导致明代地方政治一大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一,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明末大儒王船山所著《黄书》里曾有统计: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有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县上面是府,府上面是分司,分司上面才是司,而亲民的官是县官,县官数量少、职位低,服侍奉承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儿有功夫去亲民。谓之亲民的官少,管官的官多。回顾宋朝,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到了明朝,依然如此,便有些喟然了。
其二,中央仍要插手来管辖地方政治。布政使、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已然是省一级的最高长官,但是在地方上,他们头上,还有更高一级的官,那边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皆为中央政府派来监管地方的官,但是在明清时这种临时官制逐渐变为固定官制,而且这个总督巡抚与唐朝时的节度使还有不同,节度使虽然也是中央派遣下来但再也没有收回去的官,但是节度使初衷是为了稳固边防,是针对外国军事的,算是事出有因;但是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那其权利边界便无法界定了。地方官无法管地方事,地方政治焉能善也
3、探讨其灭亡原因:
整体格局的局限导致了明朝自上而下更关注于安内,内部的斗争是整个大明王朝的主旋律,对于外部的关注往往是被动的,于是才有于谦捍卫北京城、戚继光抗倭、袁崇焕驻军关外,但最终明朝还是灭于内忧外患。
自太祖成祖彻底解决掉蒙古同胞的威胁、郑和下过西洋以后,朱姓皇帝们对于外部环境便似乎失去了关注,只关注于安内,整体战略意识和对外部环境的掌控都比较差,土木堡轻视蒙古同胞、海上被动招来倭寇、东北任由满族同胞发展等等,似乎并没有迫切的要发展自身整体实力的意愿,只求继承太祖的衣钵稳固王朝内部的统治即可。
如此做来,虽然内部各种监察各种管控组织结构设置的飞起,东厂啊锦衣卫啊六科给事中啊都察院啊等等,似乎已经将全国上下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但是国外有国,管控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呐,自身整体实力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而且内部的管控手段似乎也并没有十分好的效果,当某一制度施行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人能够发现制度的漏洞,钻了制度的空子,你方唱罢我方唱,最后内部也没有管控好,外部也没有震慑住,内有闯王外有满清,终于还是将太祖打下的江山让与他人。而且明朝这些皇帝们啊,太祖和成祖是你骂我我就打你,但是其他皇帝是你打我我就骂你,真不知皇子皇孙们如何在地下面对太祖。
中央集权过于严重,靠近权利中心的各组织各管理人员均伺机从皇权中攫取一些权利给予自己,从而内阁、宦官、厂卫等组织机构有机会发挥了远超过本身被赋予的职责,进而影响帝国的正常运营。
裁撤丞相,设置厂卫,权衡内阁与宦官,设置总督与巡抚管控地方,一切手段均为了中央集权,所有大权在名义上均最终回到皇帝手中。那么当皇帝不足以掌控手中权力时,最亲近皇帝的群体便具备了沾染权力的可能性,张居正、严嵩父子、魏忠贤、东林党等等,或内阁或宦官在明朝中后期均不同程度的倚仗着权力中心发挥了极大的能量,对于明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切事务均归皇帝,虽然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和集中,但是毕竟皇帝的精力和能力有限。
纵观明朝16位皇帝,唯有太祖与成祖堪称劳模,崇祯皇帝也算是半个劳模(但是朱由检同学也就勤勉这一点尚能值得称道,其他方面跟老祖宗诛元璋和朱棣的水平差的真不是一两个档次),这几位起早贪黑,按时上下班甚至经常性的加班都没问题,但是这几位能这么干是有原因的:
太祖那是放过牛当过和尚的,后来更是造反了十几年,相继干掉了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脱脱,后来又当了30年皇帝彻底过了瘾之后才西去,对他而言当皇帝不就看个奏章杀个把人,那比造反轻松多了;
成祖更是装过疯卖过傻,躲了削藩清了君侧,从北京杀到了南京,期间数次陷入险境,要不是朱允炆的照顾早就西去了,后来又迁都北京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兢兢业业胆战心惊干了20年皇帝,于他而言,当上皇帝干上活那是自己拼了命换来的,必须得努力珍惜,从早到晚干活又算得了什么;
而崇祯同志,那其实完全是被迫的,他从小就没被当作继承人对待,治国之道、识人用人之法从未接触,一下就从外地进了紫禁城当上了皇帝,能力不行勤奋来凑呗那就,可惜崇祯毕竟不是太祖成祖那般英雄人物,局面最终也没能挽回。
但是明朝其他皇帝们,从小在深宫院墙内长大,紫禁城都没出过几次,朱祁镇同学倒是走得挺远,一走就走到了蒙古瓦剌部。让这些皇帝们一个人把全国的大事儿全担起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儿,于他们而言按时上下班已经是困难了,嘉靖和万历更是几十年不上朝。于是皇帝总得找一些人来帮他处理政务,那最接近皇帝的其实就两拨人:内阁和宦官,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宦官是与皇帝接触最密切的人。
先说内阁,太祖、成祖时代,皇帝自己处决事情,口头吩咐大学士代笔,大学士们自然只如秘书。后来皇帝们年轻不懂事,事事都要咨询大学士们的意见。而且有些年轻皇帝们呢,自己不懂事,对于内阁大学士们也有莫名的敬畏,怕和大学士们见面,内外一应奏本,先由大学士看过,写上他们的意见,附在奏本上,这叫“票拟(票就是小条子的意思)”,再由皇帝审阅决定,皇帝收到以后,把小条子撕掉,亲自用红笔批下,这叫“批红”或者“朱批”,批好拿出去就是皇帝的谕旨了。所有诏令,最后一步都是皇帝这红笔一批,所以才说明朝近乎皇帝独裁了。但是除了太祖成祖外,其他皇帝较为依赖内阁,所以内阁的票拟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批的结果,所以内阁的重要性也逐渐提升起来。但是,内阁毕竟无法直接做最后的决定权,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内阁便不如下面要说的太监了。
明朝的太监,仰仗于明朝的政治制度,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上面提过,内阁票拟以后提交给皇帝朱批,但是内阁不能随时直接进宫啊,皇帝和内阁的接触得靠太监,于是便多出了这样一个让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别说你是内阁大学士,就算你是内阁首辅,也得靠公公们帮你传递票拟啊,公公一个不乐意,把你的小票撕票了或者改成自己意见了,你上哪儿说理去;而且朱批的笔总得有人保管吧,这就跟现在企业的章得由财务保管保管,当时朱批的笔就由司礼监保管,有时候皇帝嫌麻烦或者心情不好,直接让司礼监批了,那也是大大存在的事。那太监要是再犯了懒,直接把你的奏本给扔了当做没看见,或者故意就不批你的奏本,也都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这种程度的黑暗腐败,也只有明代有。太监领袖称司礼监,明代政治制度最坏的时候,司礼监就是真丞相,甚至是真皇帝。
若是内阁和司礼监勾搭起来,那更是了不得,如张居正先生这般能把司礼监和太后一起勾搭起来的,往前往后三百年,也仅此一个。但是张老先生也并未得到善终,他死后,家立马就被抄了。这体现的是明朝政治的另外一个特点:我见不得你比我好。内阁次辅见不得首辅好,司礼监秉笔太监见不得掌印太监好,尚书们见不得内阁大学士好,左右仆射见不得尚书好,六科给事中见不得六部好……内部斗争自太祖其便纷繁不断,从洪武年间的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争斗,一直到明末九千岁和东林党的斗争,明朝内阁首辅的更迭史更是精彩无比。但这内部的消耗,对于大明王朝和百姓们而言,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总的来说,自太祖撤销丞相皇帝独裁后,大明王朝独有的政治制度存在了两百余年,期间既有刘瑾、严嵩父子、魏忠贤这样的弄臣,也有张居正、于谦、戚继光这样让后人铭记的名臣,但他们无一逃脱不了得宠则上天堂、失宠则下地狱这样的原则。在独裁的大明王朝里,我们必须感谢,感谢这些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来的人才,让大明二百余年未曾大衰;但是同时也要惋惜,在大明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了新的近代史阶段。
兵制出了问题。
满清入关时,八旗子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十万人,加上调动的蒙古军队,一共不到二十万;闯王进京时军队号称百万,实际也得有个大几十万;而明朝军事到了后期,全国的军事力量保守而言也有百万,那最后为何是满人得了天下呢?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均有驻兵,论总数的话自然是高高在上。但是自成祖彻底解决蒙古之患以后,国势隆盛,四境基本太平,兵卒大多数终其一生不能参与打仗,精神上有了懈怠也是正常,假使要动员打仗,按照明朝制度是要全国分调的,云南调五百,四川调一千,然后风风火火感到京城,全国各地的兵卒凑出几十万来那肯定没问题,但是这几十万人从全国各地到了京城以后早已精神疲惫,加上各地的风俗面貌甚至语言都并不相通,沟通上是第一难;人到了,得发装备吧,打开武器库,里面所藏的兵器和装备,已经不知是多少年前存贮的了,刀也锈了,线也烂了,把这些破烂装备发给兵众,临时仓促,胖子穿着紧的,瘦子穿着肥的,大家想调换一身合适的衣服,在军营里也不是件容易事。临出发前得祭旗吧,总得杀头牛吧,但是一刀下去,刚刚破了皮,牛还好好儿的呢,连祭旗的刀都这样,武器得啥样就不赘述了。装备是第二难;打仗得要粮食得要钱吧,打开国库,没有,问户部要呗,也没有。那钱呢?!不知道。这就好玩儿了,没有钱支撑是第三难。这三难下来,纵有百万兵力,也躲不过满清十万精兵的侵犯。当然,也要受当时瘟疫、天灾等影响,但是此处毕竟只谈人祸。
题外话:
于是又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八旗子弟在关外茹毛饮血长大,只熟悉打猎,对于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基本不懂,但是明朝文化、经济、政治制度肯定是要比松花江上的满清进步许多的,但是文化先进看似发达的民族反而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干掉了,为什么呢?
这事儿说起来就有意思的多了,文化先进的民族被相对落后的民族征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西晋和北宋的灭亡,还有明朝皆是如此,再看世界史也同样这般,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灭亡,波斯帝国被马其顿干掉,蒙古同胞横扫亚欧大陆。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在此先留个坑,日后尽快补上,各位也可在评论区探讨一番。
清朝:走上封建专治的巅峰,走出天朝上国的美梦

1、大前提:
要想了解清朝,必须先理解一个大前提:清朝毕竟还是满清,那是满族人的清朝,爱新觉罗氏也只是作为满族人的代表和首领而已。虽说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的皇帝,但是他们也是满族人的首领,他们之所以能够带兵打进关内占领紫禁城,是因为八旗的支撑、满族的支撑,那当上皇帝以后肯定是要先满足八旗的需求、满足族人的需求,官要先让满族人做,钱要先让满族人拿,地要先让满族人分;同时呢,表面上要做好文章,要吸取元朝蒙古族兄弟们迅速灭亡的教训,要显示出对于汉人的尊重和重视,吸取元朝的教训,起码要象征性地对老百姓表示关怀,但是也要保证汉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来影响满族人的统治。
这个大前提掌握了,清朝的政治制度、组织机构设置、各种举措便可以理解了。
2、中央层面:
核心组织机构为内阁、军机处(雍正年间设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皇太极设立,乾隆撤销)。与明朝同样,设内阁作为全国最高的行政中枢;雍正当朝年间因西北战事设军机处,起初主要负责军务,后来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行政中心,地位高于内阁,但军机处的高级官员——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为兼职,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兼任;议政王大臣会议为类似军机处的存在,皇太极时期为了弱化贝勒权力,强化身边大臣的权力,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重要事务,雍正时渐渐由军机处代替其职责,乾隆时期彻底裁撤。
满清同胞们在分析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话语权还得在自己手里更靠谱。所以清朝时期,事无巨细,一切都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不管什么内阁、军机处还是早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存在的,而军机处更像是皇帝又设立的一个南书房。在清朝,是这么玩儿的:小事儿呢,是由内阁提出建议报给皇帝,皇帝审批以后经内阁传给六部,然后就可以实施了;大事儿呢,皇帝自己琢磨好了,顶多参考一下军机处的意见,确定下来方案以后就由军机处直接发令给责任人,内阁啊六部啊根本都没有参与讨论的机会,比如说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军事方面的问题,送给两广总督的,连兵部尚书也不能看,这是清朝特有的秘密政治,其独裁程度在历史上也算是头一位了。
其他中央层面的组织机构基本沿用明朝设置,设五寺、六部、两监、三院、三府。分别为:
五寺: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光禄寺
六部: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
两监:国子监、钦天监
三院:理藩院、都察院、翰林院
三府:内务府、宗人府、詹事府
虽然组织结构看似一致,但是内里仍然有清朝自身独特的地方。
一是六部尚书的权力已经大幅缩减。六部尚书已经无法影响地方最高的总督和巡抚,因为如果有事儿的话皇帝就直接通知地方总督、巡抚了,所以六部尚书的影响力也就大幅减小了。六部如此,其他寺府便也是如此了。
二是六部尚书侍郎都要向皇帝单独汇报。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而且清朝时期,满汉是要分开的,有一个汉族尚书,就得有一个满族尚书;有两个汉族侍郎,就得有两个满族侍郎。于是一部之内就有六个长官,而且六个长官都可以向皇帝单独汇报,尚书不知道侍郎和皇帝汇报了什么,而且汉族尚书也不知道满足尚书和皇帝沟通了什么,这样的六部还能做些什么呢?!
三是用人的权力完全放在皇帝手中。吏部原是负责提拔官员的,当然,比较重要的官员在前朝是经过廷推由皇帝确定的,到了清朝就不这样了,不用廷推了,皇帝一个人就能定了;而且不管多小的官,经过吏部选拔出来以后都要见过皇帝以后才能上任,皇帝看你不顺眼你的话,对不起,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什么?吏部已经给你任命了?那正好,你和吏部选你的人一块儿回家吧。
三、地方层面:
基本沿袭明朝设置,全国在十八省的基础上后来拓展到二十三省,省下设道,再设府,再设县,一共四级。与明朝类似,同样设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和监察。但是在布政使上面又有常设的总督与巡抚,布政使便实际上成为了其下属,也便不再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了。地方的官级是这样的: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再到布政使,再到上面的巡抚、总督,就是五级。到了后期清朝真正打仗的时候,中央还会另派经略大臣、参赞大臣等临时官员来做主。总之,清朝同样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这总督、巡抚与唐朝的观察使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的地方。两者均是出自于军事的考虑,但是观察使本来旨在镇守边疆,也并非常设职位,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接管了地方州县的政务;而清朝的总督巡抚,则是常设的职位。同时唐朝的观察使权力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对于地方政务、军事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是清朝的总督巡抚们,则完全是皇帝的代言人,一切措施均要听从皇帝的号令,但也只是作为传达命令的角色,将皇帝的旨意施行到地方而已。这地方政治说到底也变成了皇帝的私事。
四、探讨其灭亡原因:
中央层面,设置了军机处和内阁作为皇帝的辅助机构来缓解皇帝压力,但是最终内阁和军机处也仅是传递皇帝命令的所在,终清朝一朝两百多年,也没有出现像严嵩、魏忠贤那样的角色,皇帝的独裁和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清朝又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像上文提及的,本来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六部也无法发挥其应该发挥的职能。
地方层面,一如既往的,中央集权就同时代表着地方执政的衰弱,而且是中央刻意地攫取了地方执政的权力。
按照清朝这样的组织设置,总部的部门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也无法对地方的行政单位进行管控,所有总部的人员全成为了皇帝一人的秘书,偌大的清朝,就像是所有人为皇帝服务一般,这样的空壳子当然会有问题;地方一样如此,一切措施、一切行为皆是皇帝个人的主意和旨意,这样下来,权利全部归于皇帝,但是责任还是由各级官员们来担,因为皇上是不会出错的,那自然日久下来管理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凡事既有起因,我们可以琢磨一下为何清朝的组织结构会设置如此,而这深度的原因也正是清朝崩溃的内部原因。
私以为满清同胞们是因为怕。满族祖宗们从朱姓皇帝手中夺取了天下,虽然一直追杀到广州终于将南明余孽彻底清除,但是回顾中华上下五千年,汉族统治这片土地有数千年之久,中间唯有蒙古的同胞们伺机抢夺了统治权,但也仅仅享受了几十年之后就被诛元璋同志赶出了中原,这还不算完,还被赶出了漠北,连家都不能回,不得不去欧洲大陆发展。我要是满族同胞,我是不想要元朝的下场的。但是汉族太强大了,人口众多而且聪明人太多了,满清对于统治下的汉族人民,想必是带有一些又恨又怕的态度的。各位想啊,人家满族同志们大老远从长白山旁边儿的松花江畔过来,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披着兽皮扛着冻,甭管什么天气都得出去打猎,有一些生活必需品还得用辛苦打猎的成果去换,而且指定得被明朝商人们坑;现在好不容易进了关,紫禁城住着,满汉全席吃的,锦帽貂裘穿着,无聊了就去遛鸟听曲儿逛窑子,这日子多潇洒,但是这日子要长久,就必须得防着汉人,怎么防呢?
怎么防就有讲究呢,毕竟作为统治者,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的。得不露痕迹地防着他们,既有效地限制他们又不能被他们看出来,怎么办呢? 那就让他们做官吧!这样看来清朝同志们还是很有管理艺术的,聪明人太多,怎么能把他们揪出来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潜在隐患,那就直接把他们放在自己身边吧。
通过科举把优秀的读书人选出来做官,在清朝文臣之极也就是六部尚书了,但就算你到六部尚书了,你往下看看,自己有四个副手,两汉两满,满人肯定是不搭理你了,两个汉人侍郎呢还是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你还管不着;往旁边看看,还有一个满人尚书,而且皇帝明显更喜欢人家同族的人;再往上看看,皇上有事儿找你得马上去,你想找皇上,对不起,打个报告吧先。太憋屈了。
那不干尚书了,去地方当个头儿去。没问题啊,给你个江苏省布政使做吧,一省大员,总算能扬眉吐气了吧!但是真到了工作岗位你就发现了,你还是个打工的,头上有总督和巡抚压着你,想干什么都得请示他们,有好处他们收着,有责任你得自个儿担着;上头是管不了了,那管管下面吧,可是手下的这些道员、知府、知县,自己连任命的权利都没有,得吏部提名让皇帝决断,面对这些下属都不能硬气地说一句:不听我的就让你回家种地!这官当的太憋屈了吧,想骂人了吧,想写篇千古流传的文字来吐槽一下吧,千万控制住。在清朝,话是不能随便说的,牢骚是不能随便发的,文字不是随便写的,你是没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而且还得小心措辞,说不定因为你说了什么话就让你下狱呢,清代文字狱的恐怖程度绝对是历史巅峰级别的。
这些都属于镇压的,那还有怀柔呢?没错,这点上爱新觉罗氏还是有觉悟的,以上说的种种压迫其实都是对于读书人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而对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在表面上还是会讨好的。康熙年间取消了丁口税:之前种地不仅要收田租,还要按你家里的人头数收取丁口税,康熙五十年统计全国人口后,从这年起开始永不加丁赋,就是你们家从这年起就算多生几个娃都没有人口税了,但是这年以前已经存在的人还是要交税的;看似一项仁政,毕竟子孙后代都不用再交人口税,也算是减轻了一项负担。但是实际上自明朝起丁口税已经计入到田租里面,而清朝沿袭了明朝的税赋制度,田租中早已含了丁口税,所以丁口税的取消实际上只是取消了一项根本不应该收的税而已。
可是这种欺骗面子上做得再好也毕竟经不起考量,日子一长,毕竟是要被识破和拆穿的的。到了乾隆年间,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汉族知识分子们的奴性已经滋养,他们的反抗意识越来越薄弱,随着满族官员越来越跋扈和腐败,汉族的知识分子们也愈发消沉,同流合污;但是群众们对于所受的痛苦越发难耐了,民变四起,最有名的算是川楚教匪,还有19世纪的太平天国一旦揭竿而起便迅速占领南京,可惜洪秀全们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没有什么成就呢就先惦记着封王称帝了,内部的崩坏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崩塌。所以就算19世纪外部竞争者没有前来中国这片沃土,满清统治也未必能坚持多久。
因为清朝统治者满族人的身份,所以万事均要先应付了满族人的需求,那必然就有不公平之处,其实也就是狭隘之处。对于满族人要尽量满足,那对于汉族人就只能胡萝卜加棒子了,你听话就给你胡萝卜吃,不听话就揍你,双管齐下必然是有效果的。但是你要是拿假冒伪劣的胡萝卜给人吃,却拿钢化的狼牙棒打人,这就不地道了。这便是清朝从内部崩析的原因了。
以上谈的是清朝内部的原因,下面咱们来说说外部原因。
谈到外部原因,其实很清晰,大家心里对此都有个数,自秦汉以来到明清为止,封建集权统治是愈发厉害,至清朝到了顶点,封建的一大特点便是强调保守和秩序、强调向下施压、强调内部管控,统治者们的统治重心从对外开疆拓土转变成对内守业和维持,这样的转变和封建体制让整个帝国管理层的眼光和境界都局限了起来,安于亚洲东部的土地上。
而与此同时,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明治维新,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到自身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曾经被天朝看不上的岛国扶桑,也已实现了自身的蜕化,进入到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扩张的新时期。
但是此时的明清,对于外部这些竞争者们的发展毫无感知,依然沉迷于天朝上国万万岁的美梦之中,终于被英格兰人用大炮轰开了久闭的国门,清朝早晚要亡,外部竞争者们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不去发展自身实力、不发展业务,再精密的制度也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尝试,是孙先生革命的成果,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清朝的各项制度已经不是康梁所想的变法所能解决的了,必须得实现自身彻底的革命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振兴;但是执政党自身实力太弱,未能有效把握中国社会的传统顽疾——底层农民和城市无业者的需求;叠加市场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走向失败
4. 老子思想对现代人来说玄而又虚?
《道德经》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合于天道的人生观,而且提出了这种人生观指导下的一系列品行原则,奠定了老子价值观的基础。
这些原则没有时代和种群的限制,对现代人仍然具有重大学习借鉴意义。
1.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自然和无为是《道德经》中最受强调的两个原则理念。从“道法自然”和“道常无为”等表述来看,自然和无为首先是道的特性,然后才是人应当效法道的基本原则,从天道到人道有传承关系。自然、无为原则贯穿于《道德经》的通篇始末。论及自然的例如: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第二十九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十七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等等。论及无为的例如:第二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第三章“为无为,则无不治”,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第四十三章“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二十九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等等。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本性使然,因为老子时代还没有自然界的概念。老子所说的无为也不是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不违背自然本性强行作为、不任意妄为而滋生事端;深层的含义是通过循顺万物的自然本性,顺势而为以达到目的。37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指道自然无为但却没有什么事做不成,侯王如果能够效法道之无为,也可以达到万物自化的目的。可见老子提倡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效法道的自然无为从而达到万事可为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最为高明的有为。从48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更可以看出,此处的无为、无事绝非无所作为,而是通过循顺自然、无为无事的高明道法以完成“取天下”这样的大作为。如果老子主张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就不会提出“为而不恃”(2章)、“为而不争”(81章)、“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8章)这样有为的行为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动善时”,提示了在适当时机行动,顺势而为的意境。此外,无为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益处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就是老子对不言和无为之价值意义的阐述。自然和无为,看上去像是两个概念,其实却相互密不可分。自然是无为的循顺原则,而无为的实行必然导致和加强自然的效果。自然和无为作为道的两个主要特性,彼此相生相长,相辅相成,浑然一体。自然必然导致无为,无为则必然成全自然,二者难分难解。道的自然无为还延伸为效法者的自然少言或不言原则。对此,《道德经》中有多重表述。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5章)、“犹兮其贵言”(17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43章)等。老子为什么主张不言、少言?原因是人类应当效法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73章),而且“希言自然”(23章)。中国古代圣贤的品行标准之一是少言重行、重实效,源头可能在《道德经》。现代社会中人们虽然表面上普遍对《道德经》示以尊重,但对《道德经》倡导的原则却鲜有人真正理解和遵循。看看充斥这个世界的改天换地、政令繁复的现象,听听困扰这个星球的环境生态破坏、战争纠纷不断的报道,轻易可知现代社会奉行的基本原则与老子的自然无为法正好相反,是反自然的有为法。而实施这种法则的后果也不断显现:巨大的行动代价换来得不偿失的成果,短期的成功伴以长期的失败或败亡,看似的成就却孕育着危机或灾难。老子“希言自然”的价值则可在其《道德经》与现代人的文风对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现代学者动辄著书若干册乃至数十册,撰文以千百万字计,以数量为资本,但与老子《道德经》区区五千言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其价值几乎可以略去不计。对比之下,言简意赅的《道德经》可以说一言至少抵万言。这些都值得现代人深刻反思。2.柔弱不争的处世态度。柔弱在世人看来代表软弱无力,但在老子看来却是最坚韧有力的,是法道者应取的基本处世态度。对此,《道德经》中有反复的表述。如果说“柔弱胜刚强”(36章)是提纲挈领的表述,更进一步的阐发则有:“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76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43章);“强梁者不得其死”(2章),等等。老子为什么这样崇尚柔弱?原因在于“弱者道之用”(41章),柔弱是道发挥作用的方式。作为被造物的人,老子认为,应该效法造物主道的这一属性特征。与柔弱密切相关的处世原则是不争。老子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3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可见老子认为“不争”既是一种高超的处世智慧,更是人法道的处世原则。老子认为水是有形世界里可用以阐释柔弱不争概念的最佳范例,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章)水既以其滴水穿石的柔弱体现了胜刚强的道理,又展示了“天之道,不争而善胜”(73章)的天性,还能“处众人之所恶”的卑下地位而“善利万物”,是有形世界中最像道的物质,因而被老子奉为直接效法的“上善”。中西交流之后,不仅国内好道者从老子那里学习水的柔弱、不争、处下、利物、善胜,西方有识之士也将老子的处世之道奉为圭臬。例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曾写道:“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老子认为,刚强代表阳刚,柔弱代表阴柔;阳刚表面看来强大有力,但终不敌看似软弱的阴柔,像水所展示的阴柔其实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老子提出“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28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10章),以此作为个人修炼追求达到的境界。作为柔弱不争原则的延续,老子还提出“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58章),“揣而锐之,不可长保”(9章)、“措其锐,解其纷”(56章)等品行要求,将低调做人、谦和待人、外圆内方、挫锐解纷作为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柔弱与不争看似两个概念,其实是同一特性的两个不同表现面。柔弱的重要特点是不争,而不争必然导致或表现为柔弱。二者只有放在一起才能有效地阐释老子欲表达的那种境界。也许正因为如此,老子将能同时体现柔弱与不争的水作为应当效法的上善。在受西方理念主导的近现代社会,人们始而热衷于斗争哲学,继而崇尚竞争取胜,都是以“争”为纲,以阳刚强硬为荣。这与老子的“不争”、“柔弱”、“和”、“容”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从进化角度来看,竞争、斗争都源自你死我活的原始丛林规则,是人类文明发展低级阶段的处世规则。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这种丛林规则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共生的文明要求。从实际效果来看,争斗不仅毒化人际关系、破坏社会和谐,而且对逞强好胜者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尚争的“强梁者”或者可能“不得其死”,或者即便一时得益而长期受损,或者小处得益而大处受损,实乃不智。而柔弱不争既可以避免争斗必然带来的反作用力和负面效果,而且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取得利而不害甚至多赢的良好效果,以至于“天下莫能与之争”,不愧为有深邃智慧的处世之道。如果现代社会能将柔弱不争作为处世指导原则,那么大多数的人间纠纷就会消失,社会文明水平就可得到极大的提升,相互争斗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和毁灭就可能被避免。当然,要真正做到柔弱胜刚强、不争而善胜,尚需深入体悟,巧思善用和身体力行老子的柔弱不争之道,而不可能浅懂就化为自觉有效的行为方式,否则老子就不会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78章)了。3.致虚守静、抱朴归真的精神境界。“致虚极,守静笃”(16章)是冥修要达到和持守的极度虚静状态,亦即通过修炼可能达到的高超精神境界。《道德经》第四章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意指道是虚空的,但其作用却无穷尽。可见老子认为虚空是道的存在状况。道教的打坐修炼原理是逆行还原,其至上功夫是“炼神还虚”,可见虚代表道教修炼的至上境界。静在老子看来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清静为天下正”(45章),就是将静确认为宇宙的主正。因而才有“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7章)和“我好静而民自正”(57章)等进一步阐述。“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16章)则是将静确认为万物必然回归的道之本原状态,而回归静的天命归宿是宇宙万物的恒常法则。与致虚守静密切相关的精神境界是抱朴归真,即持守大道回归道之本真。老子倡导的“见素抱朴”,被许多现代注家释译为“保持朴素”,很像是近代宣传中老红军的传统。其实,此句中的素朴指的是道的本色本真,其中的朴是道的体现。第三十七章中的“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32章中的“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其中的朴都是指道。因此“抱朴”有守道的含义,与“圣人抱一为天下式”(22章)中的“抱一”意思相同。“归真”之“真”则是指道之本真。印度吠檀多宗教理论认为,人被名利欲望和愚昧无明等幻象(maya)所遮蔽,不能认识并远离了真实自我阿特曼,因而备受世间痛苦煎熬。阿特曼即梵,通过冥修等途径可以祛除幻象回归阿特曼神我,进而与本真之梵合一。此论与抱朴归真的含义大同小异,其中的阿特曼略同于营魄,梵则与道同义。致虚守静、抱朴归真不仅是冥修想要达到的精神境界,也是现代人在生活中应该不时追求向往的精神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停地被各种物质欲望和世俗利害等忧患所困扰,远离了自我本真和宇宙本原,心灵难得有片刻安宁,以致许多人都罹患了精神因素所致的身心疾患。如果能够效仿老子的精神修养,在一定程度做到摆脱世俗利害的困扰,回归道之自然本真,保持心灵清静,对于医治现代人的精神困扰和疾患可能比任何医药措施都有效。4.贵和知常的循道理念。《道德经》第五十五章云:“和曰常,知常曰明”,就是将“和”作为宇宙恒常法则,而知道恒常法则才能叫做明智。此章同时指出,“含德之厚”的赤子之所以能“终日号而不嗄”,就是因为“和之至也”。可见“和”是一种合道自然的状况。“和”之所以被称为“常”,是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阴阳交冲以达到和谐状态,既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条件,又是万物在自然状况下的正常状态。显然,“和”与“知常”都是老子倡导追求的循顺大道的理想状态。“和”系指自然和谐,包括天道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我身心的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等,与《易传》中的“太和”意义略同。“和”理念在此后中国传统社会中备受推崇,引申发展出诸如和谐、和平、和睦、和善、和好、和合等丰富内涵。老子乃孔子之师,由此看来儒家和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的“和为贵”理念,终极源头可能在老子。《道德经》另一处提到“知常曰明”的是16章,原文是“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可见回归本原天命是另一种恒常法则。知道事物的恒常法则为什么如此重要?对此老子分正反两面加以阐述。其反面是“不知常,妄作,凶。”就是说不知恒常法则而肆意妄为,就会遭遇凶险。而正面则是“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意思是知道恒常法则就能宽容大度,宽容大度就能公正无私,公正无私才能为王治国,这样为王治国就能符合天命,符合天命就能合于大道,合于大道就能历久不衰,终生没有危险。显然,合于大道是老子为圣人设定的品行要求,也是他认为合格的执政者应守的基本法则。要想合于大道,首先需要知道恒常法则,然后需要遵循道法。第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其实阐述的是同一道理;倘若略去中间环节,“人法道”岂不正是《道德经》通篇力图倡导的主旨?现代社会中,不知恒常法则、不恪守天命、不遵循道法、肆意妄为破坏自然和谐的人和事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是,宽容大度、公正无私、尊道贵德的人越来越少,社会也越来越不自然和谐。不知常妄作者成为社会主流,就会给个人和社会都会带来凶险,过早结束其生命。例如,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和严重饥荒;工业无度发展造成严重污染进而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加速族群和人类的灭亡;等等,其例证不胜枚举。现代人也许应该不时从繁忙浮华的生活中静下来对老子的提示做一些深思,接受其智慧洞见从而及时纠正其违反道法自然的错误,总比败亡发生之后努力补救代价小得多。将尚和、知常、法道作为人生品行修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则会受益更多。既然谈到万物归根复命,不妨就此考察老子的生死观。《道德经》中对此没有长篇大论,只有几处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老子的基本观点。从第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看,老子不仅不贵重其身体的存在,反而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视为累赘,表达了视死如归的超然态度。这与第十六章“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的论述一脉相承,都是将死视为归根和复命,将归根复命视为恒常法则,正所谓视死如归,对肉体之死毫无忌惮。如果对老子不贵肉体存在的态度仍有怀疑,还可玩味类似这样的表述:“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75章)肉体的死是否意味着生命的结束?对此老子的回答是“死而不亡者寿。”(33章)就是说,肉体的死并不带来生命的终结,人如果能循道修炼以致肉体死后还能“不亡”,则可以称“寿”。如果进一步追问肉体死后还有什么存续不亡,回答除“营魄”或同义的灵魂、精神之外,没有更好的答案,否则这句话就无法合理解释。其实,灵魂的存在符合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智者圣贤的超越洞见,而不是空穴来风。对于视死如归的圣人来说其现世身体的意义是什么?“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是老子的明确答案。5.啬、俭为本的治人事天理念。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将啬作为治理人民和事奉上天得以“深根固柢”的根本。啬的现代含义是吝啬小气,一般做贬义理解,故此章此字令现代人感到费解。但啬在古代同穑,有收获储存之意,转指农业,还有爱惜、收敛之意。啬在《道德经》中的含义主要指珍惜,不滥用资源。与啬密切相关的是老子所持三宝中的第二宝:俭。俭与啬意思接近,指节俭,不滥用。“俭故能广”(67章)意思是节俭就能资源广足,其实给啬做了良好的补充注释。老子如此看重啬、俭,绝非偶然。他在29章中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表示了对奢侈过分的否定;在53章中更是对“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奢侈浪费生活方式发出强烈的谴责。如果说啬、俭的理念在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非常重要,在人类即将通过滥采滥用耗尽地球资源的现代社会其意义就更加重大。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老子在2500年前就预见到现代人穷奢极欲加速耗尽地球资源的具体现状,但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等生存危机却不能不说是实行反啬俭原则而招致的报应性惩罚,也彰显了老子以啬俭为本治人事天的真理智慧和超凡洞见。啬不仅是一种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治理理念,而且应该是事天和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地球资源的节约和保留有赖于每个个人的啬俭。有人经过调研证明,现代人大多数的消费都是由广告和社会攀比等因素制造出来的多余“需要”,而非生存的真正需要。如果人类个体都无视老子的洞见,继续现在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超出实际需要消费或浪费物质资源,暴殄天物,那么“大威至”的时代就会加速到来。6.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老子的待人原则大体可以概括为仁、慈、容、善、信五个字,兹分而述之。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67章),可见慈在老子那里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本处也首先讨论作为第一宝的慈。对于普通人来说,慈只涉及对人的态度,而老子则认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就是说慈超过了对人的态度而成为决定战争胜负和生存的法宝,其源头在天。《说文》曰:“慈者,爱也。”慈的现代字典解释是仁爱、和善,包括了仁、爱、和、善四方面的含义,不仅包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主要旨趣,而且涵盖了人类各民族道德金规则中最重要的普世价值内涵。近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仁”是儒家崇尚的理念,而老子对仁持反对态度。仔细研读《道德经》,就会发现此论明显有误。首先,老子主张“与善仁”(8章),就是说待人要善于体现仁,将仁作为一种价值标准予以提倡。一个对仁持反对态度的人不可能自相矛盾提出这样的主张。其次,老子高度崇尚的慈,主要含义就是仁爱。仁、慈二字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所以提倡慈而反对仁同样是自相矛盾,只可能发生在思维混乱的近现代学者们身上,而不可能发生在高度智慧的老子那里。人们认为老子反仁,所举主要证据有二。一是多数版本的《道德经》第十九章中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一句,二是第三十八章中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就证据一而言,竹简本此句作“绝伪弃诈”,与《道德经》中其他章节的文义前后一贯,相互呼应;而世传本的“绝仁弃义”则与其他章节的意思相悖,同时也与下半句的“民复孝慈”直接矛盾。有注家考证后认为:“绝仁弃义”乃庄子后学中的激烈派为与儒家对抗而篡改所致。根据“绝仁弃义”版本的出现时间和《道德经》前后文义对比等分析判断,此论甚为可信。如据竹简本将此句勘正为“绝伪弃诈”,则老子反仁的主要依据不攻自破。就证据二而言,问题出在对“失德而后仁”的错误理解。注家多将此句解译为“失去了德然后才有仁”,是误将此句作为老子反仁证据的根本原因。此句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失去德之后就剩仁为重,故仁和德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或排除。如果此句是老子反仁的证据,那么“失道而后德”(38章)岂不成为老子反德的证据。由此可见,老子不仅不反仁,而且崇尚仁,甚至可能是儒家尚仁的主要师承来源。与仁、慈密切相关且意思相近的待人原则是善。老子曰:“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79章);又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49章)。可见善不仅是其崇尚的道德标准,也是其处人的品行原则。与世人不同的是,老子善的标准更高,不仅善良和不善良的人都要善待,而且善待别人后如果还有余怨留存,都认为还没有达到其善的标准。老子的善,不限于善待他人,还要将自己的财物施予别人或为他人而花费。“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81章),可以说是与人为善的更高要求。有趣的是,近现代主流学者多谓老子是无神论者,老子之道是非神性的大自然、自然规律,但“天道无亲,恒与善人”(79章)这类的表述却不啻于给这些人当头一棒。此句意思是天道虽然作为超越者对人无亲疏之分,但却总是与善人同在。这不仅与其他宗教的善恶报应、善有善报说基本一致,而且明示扶助支持善人的正是不分亲疏的“天道”。显然,老子认为“善”有相当于其他宗教中至上神的天道作为其来源、基础和支撑。老子待人原则的另一个重点是容,即包容大度。“知常容,容乃公”(16章)既说明懂得恒常法则才能包容大度(如何才能做到“容”),又指出包容大度才能公正无私(“容”能产生什么效果)。老子的包容也远远高于世人的标准。“大小多少,报怨以德”(63章)比起儒家的“以直报怨”容忍度要高得多。“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49章),则不仅展示了更高程度的包容,而且指明这种超凡的宽宏大量可以换取对方和社会善信水平的提高。第七十九章云:“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能够执持债权契约而不向债务人讨债责罚,这样的宽容对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老子将与人为善和包容大度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度和宽度。“言善信”(8章)是老子待人以诚的原则表述,即修道者的自我要求是讲话要善于恪守诚信。老子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17章)这不仅是对诚信和获得信任二者关系的一般性阐述,而且特指统治者诚信不足是造成人民不信任的原因。但对于他人是否诚信,老子则采取高度宽容的态度。“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49章),通过对讲诚信和不讲诚信的人都予以信任,致使对方乃至社会的诚信度得以提高。至于如何辨别可信之言,老子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1章)即真实的言论不华美,华美的言论不可信。在一个严重丧失诚信的社会,老子的这些教诲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老子曾为孔子之师,其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可能在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理念的形成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故二者有重大的相似之处。但深入对比二者,可以发现老子的待人原则更多注重内涵实质,更少关注外表形式,而且有更高的标准。由此可见老子“处其实,不居其华”的原则是前后一贯的。老子的仁慈容善信的待人原则在现代社会是否过时?现代社会是否已经发展出更高明、更先进的待人原则?对社会现状的任何客观考察都会让人发现,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更高明先进的待人之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美德,离老子倡导的高标准仁慈容善信原则更是差之千里。仁慈容善信不仅在老子时代是高尚的待人原则,在现代社会弥足可贵,应该是人类社会超越时代的普世原则。经历过阶级斗争和市场竞争熏陶的现代社会,道德沦丧、奸诈成风,人际关系高度紧张,难以维持起码的社会伦理,可能比任何历史时期都亟须传统美德的滋养。如果仁慈容善信的处世理念能得到重视和推广,每个社会成员都将是受益者。此风能否盛行,在当今官本位的社会取决于政要能否认识重振社会道德的重要性和巨大益处,进而认真加以推动,并以身作则。如果有足够多的社会要人主张和坚持以仁慈容善信的原则对待他人,世风可能在此影响下会逐渐转而向善。7.公而废私为天下的胸怀。公而废私是传统中国社会崇尚的一种高贵品格,其重要来源溯及《道德经》。第十六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就是把“公”作为合于大道的个人品格。第七章云:“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寓意将个人身家利益置于天下利益之后或置之度外,公而废私为天下,反而成全圣人自己。“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77章),就是将无私“以奉天下”作为有道者的必要品行。第十三章“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则强调愿意为天下利益献身的人才能将天下托付给他,重申了公而废私为天下的意境。第五十四章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展示,即便是修道这样非常个人化的行为,老子也主张超越个人得益,为家、为乡、为国、为天下而修,使之德余、长、丰、普。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公而废私。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20世纪还有人提倡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理念。如今,这类理念随同其用语早已从现代社会销声匿迹,这些用语的反义词似乎成为现代社会的通行标准,社会道德风尚也因此降到一个超低的水平。天下为私、私而废公,作为社会风尚已经贻害无穷,身负“天下之托”的国家公务管理者也将此作为行为准则,必然腐败成风,社会严重失序。因此,公而废私为天下的理念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此严重形势下,从中华民族智慧始祖老子学习公而废私,至少应该是公务人员的必修课。要求社会所有成员都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有违人的本性,故而过于理想化,难以落实。但要求公务人员等执政管理者在处置对待公务时大公无私、公而废私,却不仅合理可行,而且应该是硬性标准。8.少私寡欲、知足不殆的财富欲望观。作为圣人的老子,其财富欲望观清晰而明了,就是“少私寡欲”(19章)、“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64章)、“为腹不为目”(12章)。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章),所以超出温饱所需的声色犬马、财宝珍奇之类的欲望追求有害无益,应在排拒之列。显然,老子的观念是只要满足衣食温饱等真实需求即可,既不鼓励超过基本需求的欲望,也不追求奢侈荣华。对于奢靡的生活方式老子批判道:“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53章)在老子看来,“罪莫大于多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章)这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心态不仅有助于避免社会争执,也是高超的人生智慧,足以让人以最少的财富获得最多的幸福感。在老子看来,“罪莫大于多欲,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恒足矣。”(46章)这种少私寡欲、知足常乐的心态不仅有助于避免社会争执,也是高超的人生智慧,足以让人以最少的财富获得最多的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主张“少私寡欲”,而不是完全无私无欲,从而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在现实生活中,人做到“少私寡欲”是完全可能的,但只要还活着,做到连饮食温饱等基本欲望都没有即完全无欲则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圣人也不例外。由此可见,老子的主张是切实可行的,而不是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老子提倡少私寡欲,除了是对圣人和执政者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政治治理。通过“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3章),可以达到“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的治理效果。如果执政圣人能够成为少私寡欲的表率,就可以达到“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的民风淳朴状态,进而具备无为而治的条件。对于财富的积蓄,老子主张“圣人不积”(81章),原因是“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29章)世人皆以家财巨万为毕生追求,但老子却洞若观火地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根据“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的规律,贪婪厚积只能给人带来更多的烦恼和丧失的痛苦,“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4章),是最为智慧的财富欲望观。人生是否富足,多数情况下不在于财富的数量多寡,而在于自我的主观感受。“知足者富”(33章)是最明智的财富标准,否则无论拥有多少财富,总会感觉不足。对于财富的追求永远难以满足,就永远不会有富足感和幸福感。世人的财富欲望无穷无尽,随之而来的追求、烦恼和罪孽也无止境。老子的财富欲望观产生于经济不发达、物质稀缺的古代社会,但在经济发达,物质充裕的现代社会,其意义价值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更显重要。人类现代社会,无论其政治制度如何,在经济体制上都基本奉行源自资本主义而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人的私欲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在市场经济笼罩下的社会,人的欲望在体制和攀比的双重推动下无限制地空前高涨,欲望之多之强与老子时代相比都达到天文数量级。市场经济下,物质极大地丰富,老子时代只有王侯豪强、上流阶层可以涉足的声色犬马、财宝珍奇等现在也进入一般民众的视野,“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越来越成为社会常态。但物质的普遍丰裕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比老子倡导的简朴生活更多的满足和幸福感。相反,这种以加速耗尽地球资源为代价的纵欲生活却使更多的人落入欲壑难填、烦恼不断的火坑。社会治理也因人们的多欲贪婪而异常困难,陷入政令繁杂多变,越管越乱、越乱越管的恶性循环,与老子的无为而治理念背道而驰。现代社会也许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止步反思的关口,是汲取老子智慧开始营造一种节欲简朴,节约资源以满足真实需求,追求幸福感最大化为指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还是继续现在纵欲奢华、铺张浪费、无视真实需求和幸福感,难以持续的生活方式。答案未必要等到穷途末路那一天再寻求。9.知荣守辱、被褐怀玉的荣辱观。老子的荣辱观与世俗社会截然相反,是“知其荣,守其辱”(28章),而不是像世人那样见荣誉就上,避耻辱犹恐不及。老子认为知荣守辱才能“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28章)就是说甘居人下人后,才能像水那样恒德充足,回归道法,也才能反而居于人前人上。老子提出这种观点绝非偶然,而是有反复表述。例如,78章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第六十六章云:“江海所以能为天下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认为只有屈居人下,忍辱负重,才能为王,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与此荣辱观相应,老子提出圣人的行为规范是“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24章),“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72章),“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77章), “不敢为天下先”(67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38章),“是以圣人被褐怀玉”(70章)。换而言之,圣人总是不自我表现,不自我标榜,不自以为是,不居功自傲,不出人头地,不为亲疏、利害、贵贱所动,而是胸怀大道,敦厚朴实,自知自爱,甘居世人所不喜的低下辱暗地位,因此反而能明、彰、长、有功,从而居于人前人上,“为天下贵”。显然,老子的荣辱观及其行为规范是针对有道圣人而言的,其标准太高,非普通人都能达到。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不能从这样的荣辱观中汲取智慧,进而深获其益。在老子的洞见中,事物的发展方向总是与世俗常识相反:如予之导致取之,强之导致弱之,兴之导致废之,居下导致居上,皆此类也。据此而论,知荣守辱也许正是获取殊荣的高明途径。至少,传统中华文化中所崇尚的忍辱负重,含而不露、居后退让等优秀品质,其理念可能就源自《道德经》。这样的优秀品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完全丧失其价值。10.守道者的特别能力和品格。老子提示,长期精进修道者会获得一些常人没有的超凡能力和品格,故而“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15章)这些能力包括“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47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4章),“无为而无不为”(48章),“死而不亡者寿”(33章),等等。对于高度世俗化、科学主义化的现代人来说,这些超凡能力乍一听来像是故弄虚玄,缺乏“科学依据”。但若摆脱物质主义的定势思维,超越科学的有限认识,深入《道德经》等人类伟大精神信仰经典的精神境界,这些不能被科学证明的体证性超越能力就成为可能,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不应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武断否定。其实,科学的作用有限,一般只在形而下领域有效,对于形而上的精神信仰等领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故而不应被用作这些领域的判断标准。老子提示这些超凡能力的存在,并非孤立一人,人类其他民族的精神修炼高端也展示类似的超越能力。例如,印度吠檀多和瑜伽冥修的目的就是寻求梵我合一,从中获得终极知识和超凡能力。佛教始祖释迦牟尼通过坐禅冥修得以开悟,从而悟得解脱之道而成佛。其实,老子对于其所言超凡能力的获得方法在《道德经》中是有提示的。例如,老子在第十六章提示其“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和“不行而知,不见而明”的超能力来自“致虚极,守静笃”的冥修内观;而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也提示其对万物所以然的知识来自冥修悟道。上述的超凡能力,显然不是世俗大众的普遍追求目标,只能是少数对精神境界有高度委身,立志精进修道者的追求。由于人类现代社会对于其安身立命的精神信仰热情不减,精神信仰精英的数量伴随知识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关注和钟情于此道者人数还是非常可观。就此而言,老子的相关论述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5. 传说中的灵压床事件是否真实存在?
搬个小板凳,与老麦一起去探寻那些不科学的事。老麦今天就与诸位再掰扯掰扯这“鬼压床”的事情。
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关于“鬼压床”,或者叫“梦魇”的科学解释:
“鬼压身”的现象,在睡眠神经医学上是属于一种睡眠瘫痪(sleep paralysis)的症状,患者在睡眠当时,呈现半醒半睡的情境,脑波是清醒的波幅,有些人还会合并有影像的幻觉,但全身肌肉张力降至最低。这个解释中又是洋文又是术语的,反正说的有些云里雾里,老麦就简单的用大白话翻译下吧:所谓的鬼压床,科学上认为是身体已经处于睡眠状态了,可是意识还没睡,还是清醒的。不知道这样说,大家明白不?——大约说的概念就是全身不遂吧。
那么,这个解释的问题就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呢?科学上并未给出相对合理的解释,那么接下来,老麦就与诸位一起去探寻下这个原因吧。如果诸位有经历过鬼压床,那么会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半睡半醒之间,惹心中一片缠绵,恍惚间有个人影就站在你的身边或是压在你的身上,就那么愣愣的看着你,看着你,看着你……你大惊失色,就像突然的跃起,却发现,身体一动不动,一动不动,你使劲全身的力气,身体依然一动不动(肯定不能动啊,身体在睡觉呢,呵呵);于是,你想大声喊:救命啊,却喊不出来;你想大声哭,救命啊,却哭不出来,你想闭上眼睛假装看不见,却发现你只能呆呆的看着它,看着它,看着它……
毫无疑问,它曾经真实存在过,至少在你不能动的哪一刻,不过它不属于这个空间,或者说它或许在这个空间也曾真实存在过,只是,只是,现在已经阴阳两隔,但是却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你们相遇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的相遇?
是风水。所谓的风水,其实是一种特定的气场,这个气场的阴阳平衡带来了我们平日里平淡的生活,但是这个平衡会因为诸多的原因被打破,譬如一间阳光明媚的房间,按理说应该是和煦的温暖的,但是如果长期无人居住,那么阳气就会缺乏,阴气就会渐盛;那么同理,如果一个阴气弥漫的地方,如果具有正能量气场的阳刚之人众多,彻夜不停的来来往往,那么阴气也会被慢慢驱散。那么,时常会发生鬼压床的风水是什么样的呢?大约有几类。
1、长期无人居住的房屋。房屋空置的时间过久,那么屋内的气场就会发生变化,阳气减弱阴气上升,慢慢的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成为路过的孤魂野鬼们的暂时栖居地、游乐场,虽说是暂时的,但是它在这里居住的久了,也会反客为主,认为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空置很久后贸然进驻,它们会认为是侵占了它们的领地,自然会对你有所行动,所以鬼压床就发生了。于是,在搬进长期无人居住的空宅之前,最好是做一下净宅的法事,告知他们阳人要进,阴人离开吧。
2、聚阴地。一般这样的地方会出现在马路反弓正对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路口处的房屋、以及凶宅(发生过横死事件的房屋),这样的地方会天然形成一个聚阴地,也就是阴气聚集的地方,即便是房屋内每天都有人居住,但是仅凭一己之力不能阻挡强烈的阴气侵袭,久而久之,这房内也会发生诸多类似鬼压床的灵异事件。这样的房屋怎么办?说实话比较难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搬离(后天形成的凶宅的,可以净宅后再行居住)。
3、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招惹,你没事有事的喜欢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譬如事故频发的十字路口、庙宇、坟场、乌七八糟的夜场等等地方,也会较容易沾染不干净的东西,它们跟你回家,看你吃饭,陪你睡觉,没事出来吓唬吓唬你也正常,呵呵。
如果频繁的鬼压床,则要考虑上述原因,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偶尔的一两次鬼压床,那么完全情有可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晒干鞋就好。就当你陪那些孤独的灵魂,玩了一个害怕的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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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那船上的指挥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明朝结束了战火纷飞的元末乱世,安定内忧、攘除外患,采取了轻谣薄赋、鼓励生产、整顿吏治等措施,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明初的前百年之内,明代的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这种发展,成为了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明朝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达到了古代造船历史的巅峰。永乐三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次下西洋,无论从船队的规模还是造船的技术来看,明代当时的造船技术己达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郑和下西洋也铸就了辉煌的明朝航海史。
欲了解明朝的航海史,就必须对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史进行剖析。造船技术的发展是明朝航海的基础。本文老陈将和各位一起,从明代船型的演进与分类出发,研究明代船具及制造工艺技术的改进,进而分析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社会需求。
一、明代船型的演进与分类
船舶制造发展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相对应而言,船舶制造业也出现了三个高峰,即早期的秦汉时期、中期的唐宋时期以及晚期的元明时期三个高峰。通过长期的发展,我国的船只制造类型己经演变为三个类型,即“广船”“福船”和“沙船”。三种船型各具特色,应用于不同的领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造船技艺。
1、“广船”演变特点
“广船”顾名思义是指广州附近船只的统称。广船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时期就开始有广船的使用,经过秦汉、唐宋、元明三个时期的发展,广船成为了我国古代三大船型之一。
广船之所以产生于广州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广州有天然的港口优势,航运业发达,对外贸易频繁。其次,广州是沿海城市,居民生活、生产也严重依赖于船只。最后,明代倭寇骚扰、挑衅,明政府在广州积极筹备建造造船厂,广船自身的特点适合做成战船进攻。广州深厚的造船技术积累和外贸业的发展以及明代军事战争的需要,这些因素都为广船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广船有两大的特点:第一,“水密隔舱”,设置多个隔舱方便货物的分类,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安全性能。第二,“多孔舵”,舵叶上有菱形的舵孔,减小阻力,操作方便。
广船船体高大,船身长10丈,阔3丈余,俨然是海上的巨无霸。广船用铁木制成,通体坚硬似铁、极耐腐蚀。形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对比而言,倭寇的船只所用材质为松杉木,顶不住广船“铁体”撞击,对战时倭寇闻风丧胆。所以广船被广泛应用在了明代水军战争。广船上也配备了较多的火器,但是由于广船在外洋中不太平稳,震动幅度较大,影响火器打击目标的精确度,所以这些火器的主要作用是对倭寇起到震慑作用。
2、沙船演变特点
“沙船”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船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发展于唐宋,兴盛于元明。沙船起源于长江口及崇明岛附近的多沙浅水域,为适应自然地理条件,浅吃水型船只应运而生。南宋时期沙船己经成型,
“建炎初(1127-1130),李纲请于沿江淮、河帅府置水兵二军…其战舰则有海鳅、水哨马、双车、得胜、十掉、大飞、旗捷、防沙、平底、水飞马之名。” 《宋史·兵制》
其中“防沙”、“平底”等特点是沙船的典型特征。各个阶段对沙船的称谓也不太一样,宋时称为“防沙平底船”,元时称为“平底船”,明朝将这类船只统一称为“沙船”。
沙船独特的造型,决定了沙船具有良好的航海性能。主要在北方浅水航线,因其运载能力强、稳定性高、不惧浅滩等优点被较多的应用在近海运输当中。
其次沙船具有平头、方尾、平底、长宽比大、多桅多帆、吃水浅、载重量大等特点,不仅可以在沙滩多浅水的区域航行,还可以在风浪较多的大江大河中远航。沙船上有腰舵,增强船只在逆风行驶或在大风大浪的环境中的稳定性,防止横漂的发生。沙船载重量大的优点为沙船的普及和推广创造了条件。一般沙船的载重量约五百吨到八百吨,大的沙船载重量可达1200吨以上。
沙船出色的综合性能为沙船的市场普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沙船适用性很强,使用范围比较广泛,无论是内河还是外海都没有问题。一般分布在北方海域、长江、内河,远至福建、广东、东南亚地区。其优良的性能也受到了政府的青睐,被广泛的应用为官船、槽船、军船等,在明朝郑和下西洋中的随行船只中也有不少的沙船。沙船在民用船只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占据了航远船只的龙头位置,主要应用在商业运输当中。沙船在古代封建社会经济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大力促进了社会的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福船是对起源于福建、浙江一带尖底木帆船的统称。福建省境内多山地、丘陵,水域面积又多于陆地面积,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船只是人们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
同样,福船的历史也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三国志》中记载吴国有专门的官职来管理造船事务。唐宋时期东南沿海对外交流频繁,外贸业务的发展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到了宋朝福建多个地区都建立了造船厂,来满足用船的需求。明朝,福船成为了官方御用船只。
福船继承了宋代船的尖底的特点,但是船底趋于平滑,而非宋代的V型船底。明代福船基本上呈U型,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保证平衡性,二:是增加载货量。
福船尖底适合远洋航行,采用了风帆动力系统,体型较庞大,船身宽阔、沉重,福船上有“楼”和“棚”便于作战防御。明朝《武备志》中明确记载有福船的战船船型系列,包括了哨船、冬船、鸟船、快船;其中鸟船又包括开浪船和苍山船,属于小型的福船。
“鸟铣之制·自西番流入国,其来远矣。然造者多未尽其妙。嘉靖甘七年,都御使朱执遣都指挥卢锁破双屿,获番酋善铣者,命义士马宪制器,李槐制药,因得其传,而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云。” 《筹海图编》郑若
从文中得知,明代己经大规模的在福船上推行火器,新型的火器比前代较先进。福船拥有众多的优点,所以被大量的运用在军事、贸易当中。但也有其缺点,由于福船是风帆船没有其他动力辅助,在无风的情况下是不能够航行的。福船的吨位较高,运用在军事战争中可以发挥其出色的性能,通过庞大的载货量来载士兵和武器对敌方产生碾压式的摧毁。
福船在明朝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生产的需要,也加强了明朝的海防和对敌方的控制,最后福船被广泛的应用在了对外贸易中,出色的航海性能和庞大的吨位为海贸保驾护航。
无论广船、沙船、福船都是风帆船,虽然比不上后来的机动船,但是它们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三种船型各有各有自己的特点,功能上可以互补,造船技术上也在不断得进步从而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是受限于政府的政策限制和小农经济的思想禁锢,造船技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二、明代船具及制造工艺技术改进
明代造船技术的提升体现在制度管理与技术改进两方面,技术的提升并不仅仅是技术自身的改进,同时也和当时制度的改进同步。制度是技术进步的保障,同时制度也是技术进步的体现。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明代的船具建造更加科学合理,主要体现在铁锚的冶造、帆的改进与操控性更强的船型结构三方面:
“凡舟行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战舰海舰有重千钧者。锤法先成四爪,以次逐节接身。其三百斤以内者,用经尺阔砧安顿炉旁,当其两端皆红,掀去炉炭,铁包木棍夹持上砧。若千斤内外者,则架木棚,多人立其上共持铁链,两接锚身。其末皆带巨铁圈链套,提起,咸力锤合。” 《天工开物》第十卷《锤炼》
铁锚的制造工艺在明代己经非常精湛,《天工开物》对制造铁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重要的说明,指出在铁锚爪锻造的过程中应该使用泥墙上的旧土,禁止使用黄泥。通过使用旧土焊接的铁锚牢固无比。
“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挨舵转篷,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扎下,则顷刻十余里。……船身太长而风力横劲,舵力不甚应手,则急下一偏披水板,以抵其势。” 《天工开物》
帆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帆的整体基于垂直帆的布局和硬帆结构设计。大型和中型船舶配备了多桅多帆,它们沿着船的纵向中线竖立或略微交错。桅杆没有固定的横析,不需要绳索;帆由布、水烛或薄竹片编织而成,用竖实顶部的横梁悬挂在下方,帆篷上覆盖有帆竹支撑,以加固和平整帆并提高风效。帆索通过滑轮连接在顶横析,这样帆篷易于升降,能够适应海洋上的突变的情况,调整转脚灵活性较高,它可以有效地利用多面风,也方便水手变帆竹为梯,并沿着桅杆爬到桅顶工作或者查看战斗。
船型结构方面,远洋船有着尖底、小方头、阔尾的特点,内河船只多方头、方梢、平底,广船均虚峭、开孔舵。广船、福船、沙船三种不同类型,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功能上也有差异,船体的比例主要是依据船舶的类型和不同的航海区域来设计的。远洋船上利用“水密隔舱”的技术,加固船体结构,提高船舶分舱的防水性,同时又提高穿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加了远航的安全性。除此之外还便于隔间的分隔以承载各类货物,使多功能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方便货运。
从管理制度上来讲:
首先是造船机构的各部门分工比较明确,明代的造船机构,相比着前代,在人员设置、部门设立方面都比较科学合
以明朝最典型的两大造船之一的龙江造船厂为例,按照人员的职能可以分为三类人,厂领导、行政管理人员、工匠和杂役。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分工。他们依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各司其职。每一个部门也都有自己的办公机构和专业的作坊。作坊区是按照工种来划分,根据生产活动的不同,把作坊区也划为相应的几类。有制造篷帆的篷厂,有制造船用铁构体的铁作坊,有制作缆索的索作坊与缆作坊,有为船体舱缝的舱作坊,有为船体油漆的油漆作坊等。每一个作坊都有自己生产的内容,各个部门看似相对独立又联系密切,它们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造船的工作。专业性的作坊的设置,既保证了作坊的专业性,保证了每道工序的流水作业,又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在严控质量的同时又缩短了造船时间。
其次对战船构件尺寸数据规格化统一。造船设计的规格化是明代在造船管理方面的创新。宋代的《武经总要·战船》篇,虽然对其记述的楼船、走炯、斗舰等几种主要战船的形制构造与作战性能作了简要概述,并以简图示之,但对战船的构件详细尺寸却未标记说明。明代的造船著作中对战船的构造尺寸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标示,使人看了一目了然。
明代沈启所著的《南船纪》与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两部造船专著,则对四百料战船、二百料战船等十多种战船的构造尺寸,都有详细的记载。上述几种措施都是明代造船技术水平提高的关键。它们不但是明代船舶飞速发展的保证,而且也对后世战船的建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明代造船技术发展的社会需求
明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得益于当时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进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的效应,推动了造船技术的的快速进步。明代前期贸易、战争与槽运的大规模需求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
对于不同类型船舶的大量需要,在社会中形成了适应性的期望,就是希望制造出某种特征的船舶进而满足某种社会需求。为了应对这种需求相应的技术便开发出来,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技术得到不断的改进。社会需求的满足需要大量的制造能力,大型造船厂便应用而生。巨大的船舶产量使生产者的利润得到了提升,同时竞争也日趋激烈。这样的趋势迫使生产者不断提升生产技术与制造工艺。与此同时,技术与工艺在改进中不断获得突破,也不断成熟,于是,成熟的技术就可以被大量的普通工匠所掌握。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成本也更低。反过来又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船舶制造的成本更低,更好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对外联系的需要:政治需求和贸易需求极大拉动了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郑和下西洋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基于明初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推动,规模巨大的郑和船队不可能顺利修造。通过郑和船队的海外航行,对内强化了皇权,对外宣扬了国威。贸易方面,通过经营海外贸易收入来改善国民经济,并且扬国威于海外。明朝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青花瓷器、丝织品等货物出口额的增长。
国防的需要:明朝海上军事活动频繁,战船建造事业随之而盛,外海战船得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内河战船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特点。这类战船的建造批次与数量最多。永乐元年五月,朝廷在得知楼寇劫掠金门、定海等地的消息后,即命福建都司开始建造海船,命苏州、镇海二卫添造海船,作为防楼 ,剿楼之用。永乐三年六月,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1180艘,作为抗楼之用。永乐十年十二月,朱棣又命江樊(今江苏、江宁、淮安)、两浙及镇江诸府与卫建造风船61艘。明朝由于海上威胁的存在,战船制造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远胜于其他时期。
槽运的需要:槽运是明代经济的血脉,明代的政治与国防重心在北方,但经济中心却在南方。北方对南方的经济资源有着极大的依赖,其中以粮食为最。南粮北运是槽运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明代建造了大量的槽船。在槽运的过程中,槽船的大小与数目都有了定数。槽船的运营与保养也形成了规制。对槽船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明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结语:
明代的造船技术在社会需求的拉动之下,在技术成熟度、船具制造工艺和大型船只的建造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直挂云帆济沧海
明代造船技术达到了我国造船发展史的巅峰,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更是体现出中国传统造船技术的发达,尤其是郑和船队的船型巨大,设备完善,航海组织严密有序。
在明代还出现了以《南船纪》和《龙江船厂志》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船舶、造船技术、船厂生产管理方面的著作。这些都说明了明代造船业之发达,技术之进步。但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朝我国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造船技术也随之衰落。
总之,推动技术发展的因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融为一体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需求决定技术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技术基本不会得到发展。
这对于当代中国技术发展的启示是: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社会因素的协调,调动社会积极性去推动技术发展。
7. 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外儒内法,兼之以道”,儒、道、法三大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它们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治世用法。
表面上看来可以理解:
儒、道的人生态度是相反的,前者主动积极、后者被动消极。因此,“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双方看似是对立的;
至于儒、法,则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积极入世,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出谋划策。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方式的区别:儒主张由内到外的主动性,法信奉由外至内的强力约束。
但在实际上,三者之间并没有这么泾渭分明,而且互相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孔子、孟子、荀子。三人既一脉相承,同时在具体观点上又有所演进。
孔子被视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但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原创。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对当时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痛心疾首,因此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他的结论是这样:之所以社会动荡,是因为周天子的制度被破坏了,也就是“礼乐废,诗书缺”;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重拾周礼,尤其要明确宗法制、确定名分,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人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守规矩,不越位、不僭礼;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社会就变得和谐有序、人民从此安居乐业了。
简而言之,孔子就是主张人们自觉自愿地分等级、守规矩。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暴力统治手段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注重德、礼来实现。
德就是道德,这一理念源自于《尚书》。这本著作中,记载了上古尧、舜、禹几位圣君的事迹,以及夏、商、周三代重大政治事件,重点刻画了这些明主的高尚道德:尧、舜、禹都凭借一心为民的品格受到万民敬仰,由此也为后代帝王创立了榜样;夏、商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末代帝王荒淫无道、道德败坏。因此,西周的杰出政治家周公旦,经常教导周成王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
因此,《尚书》被封为儒家经典,而周公旦则被视为儒学奠基人,被儒家推崇备至。孔子认为,要实现大治,君王必须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核心在于施行仁政。
什么叫仁?“仁者爱人”,将对亲人的爱扩展为对人类的爱,最终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状态。
此外,孔子还强调“克己复礼”,也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制;即使自己有欲望时,也得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基于以上观点,儒家要求君主、官员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行为规范,最终实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者的和谐统一,构建起—套完整的儒家政治伦理。
而孔子以德治国的目标,是达成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
而孟子、荀子,则是其后的儒家代表人物。
孟子身处战国,那是一个人性暴露无遗的空前大争大乱时代。孟子的最大理论,就是总结出性善论,即我们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依照这种前提,他主张依靠人天生的善,经过教育后培养出仁、义、礼、智四德。
同时,基于人性本善,孟子反对战争、主张仁政,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的疾苦、减轻人民负担;他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把对待人民的方式视为国家存亡兴衰的关键。
但他的仁政目的还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让百姓具备生活的条件,然后再进行人伦道德教化,从而实现社会秩有序统治。
孟子还有一句经典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说白了,就是对阶级进行明确划分,统治者、被统治者泾渭分明。因此,这一理论自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后人称呼“孔孟”,俩人成了儒家的宗师。
荀子也是战国人,但他跟孟子完全相反,主张性恶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追求欲望的,但现实社会的物资有限,两者的矛盾必然会诱发纷争,这就形成了人性本恶。
因此,荀子秉持“人定胜天”的理念,主张通过教育对人性进行改造。他所指的教育,除了礼义道德外,还要加强外在强制力量,也就是刑法。“治之经,礼与刑”,他把礼与刑视为治国的根本,由此可见,他具备法家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培养出了两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子。
下面先聊聊道家。
道家有个典型特征:反对社会进步。创始人老子认为,理想中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状态,即人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则主张“绝圣弃知,大盗乃止”,也就是说,人们要彻底回归自然,回到最初的状态,社会才会安稳。
道家的理论基础源于“道”,这个字眼指的不是道理,而是他们所认知的世界本体。“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是自然运行的,无虚妄、无偏执、无妄为、无思念,这就是道的“无为”性质。
以此为依据,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通过“自然”的无为达到治的境界。这里的“自然”不是如今概念中的自然界,而是相当于事务的“本性”,即没有人力干预的初始状态。道家看来,天然远胜于人为,无所作为、无心而为、任性而为等都是“无为”。
而要做到“无为”,必须“无智无欲”。欲望是造成社会混乱和罪恶的根源,所以统治者应该“少私寡欲”。但在同时,道家认为人天生带有欲望,因此也肯定合理的“欲”,但绝不能不能贪欲、纵欲。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逻辑。
而这种理念的最好实践,莫过于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事实证明,在常年的战乱与纷争后,统治阶层顺应民心、不乱指挥,反而是最好的治国方式。
由上可见,虽然都是为了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儒、道主张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推崇教化、灌输理念,后者主张顺应本性、无所作为。
那么,两者之间是势同水火的吗?并不是。
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并赞对方如人中之龙;他甚至也肯定“无为而治”的概念,只不过他的无为,指的是“德化”的无为;
儒、道都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自有运行规律,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张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后者则认为要顺应规律,这才能让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而法家则比较特殊。
首先,那些法家代表人物要么研修过儒家学说,比如李悝、吴起都曾拜在“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门下学习,李斯、韩非子都曾是荀子的弟子;
而同时又有一些人曾追随道家学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申不害、韩非子都曾学习道家理论。(韩非子确实博学)
可以这么理解:法家汲取了儒、道的合理之处,却又针对它们的短板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和儒家一样,法家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也都主张明确等级、强化君主地位。但区别在于,儒家主张品德教化,靠自觉;法家信奉外力,主张利用赏罚威逼利诱。
其实法家的这一观点跟荀子有些相似,主要的差异在于,荀子主张礼制为主、刑罚为辅;而法家只强调严刑峻法,对礼制那套毫无兴趣。
原因在哪呢?
商鞅有句经典的话:“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即:仁者能够对别人仁慈,对方却不会因此也变得仁慈;道义之人可以关爱他人,却不能让对方跟着学会关爱别人。因此,在他看来,儒家那套就是自欺欺人了。
而韩非子同样直接。儒家主张用贤者治国,这没问题,但世界上有几个贤人?相反,只要经过训练,懂法令、执行法令的官员一抓一大把。对比之下,哪种方式更靠谱?
韩非子还质疑仁政的有效性。“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君主爱民,极致也不过于父母爱儿子;但“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熊孩子,父母也只能束手无策。但是,面对再熊的孩子,一个官吏拿着绳子就能让其服服帖帖。
因此,虽然目的类似,但法家摈弃内在教化,转而主张外力胁迫,也就是用惩罚约束、用奖赏驱使,这一方式简单粗暴,也被证明了显著效果。但由于过于强调人们对利益、欲望的渴求,忽视了人们区别于动物的精神追求,法家体现出了自身局限性。在乱世时是万金油,在治世就显得“刻薄寡恩”,秦朝之亡就是教训。
此外,法家与道家也有一定的关联。韩非子将“道”引入政治领域,不过他的道,指的是君臣之道、人主之道。
三大学派都在历史上得到实践的机会。
战国的大争之世,方式直接、见效快的法家备受青睐,被各国争相采用,变法最为彻底的秦国笑到了最后;
秦朝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灭亡后,道家顺应汉初的客观需要获得了实践的机会,也造就了辉煌的文景之治;
但随着汉武帝的即位,有鉴于无为而治难以吻合帝国发展、扩张需求,一直备受排挤的儒家思想终于得到了出头之日,经过董仲舒的改良,西汉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也成了其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祖传秘方。
但在实际上,历朝历代统治者实际采取的都是外儒内法、兼之以道而已;法家确实好用,但要注意吃相,所以对其进行了仁义、教化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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